楊德才:發展民營經濟最需要構建市場公平

時間:2019-03-04浏覽:2781


發展民營經濟最需要構建市場公平——專訪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德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變壓力為動力,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湧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


     廣東廣州作為民營經濟發展的一片熱土,誕生了一大批優質民營企業和民企帶頭人。在新時代,如何進一步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克服各項困難,本報評論員就相關問題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德才教授。


經濟問題講到底是預期和信心問題


     廣州日報:如何認識新時代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意義?目前,推動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楊德才: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國民營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深刻總結了民營企業的貢獻和地位。概括而言,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内生産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民營經濟不論在哪一個方面,都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去年是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困難的一年,一部分原因是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沒有解決,另一部分原因是近年來還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尤其是這些新出現的問題,對未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很可能是更重要的影響因素。如果這些新問題不能得到根本解決,那麼未來要想在短時間内提振民營企業家信心将是較為困難的。


     長期存在的問題,首先是融資難、融資貴、稅負重的問題。以減稅降費為例,目前我國稅收占GDP比重同世界上一些主要國家相比并不高,宏觀稅負隻有20%多,這一比例還是比較低的。但實體經濟包括民營經濟的負擔除了稅之外,還有很多是費,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各種政府性基金等,當然還有“五險一金”。有數據顯示,按頂格的繳費比例來算,企業給職工繳納的“五險一金”比例要占到職工工資基數的42.5%。對企業來說,工資成本很高;對個人來說,這也不利于培育強大的個人消費市場。要拉動消費就要有錢,因此,我認為“五險一金”的比例還可以适當降低。


      2018年減稅降費力度很大,但總體來看,企業負擔還應進一步減輕,尤其是降費,還有很大下調空間和操作空間。當然,稅費是财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政府的剛性支出還在,稅費下降太快會影響政府正常運轉。所以,減稅降費關鍵要強化落實執行。雖然難,但是着眼于國家的長遠發展,還要一步一步向前推進,哪怕一年降低1個百分點甚至五年降低1個百分點,那也是進步。


     總體而言,民營經濟發展需要克服長期存在的問題,就是“三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三道門”:旋轉門、玻璃門、彈簧門。随着國家推進放管服改革、政務服務改革,對解決“三山”“三門”的問題都會有所推動。


     廣州日報:近年來出現的影響民營經濟發展的新問題,主要存在于哪些方面?


     楊德才:2018年是我國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困難的一年,重要原因是受到了三種論調的影響。


     一個是長期存在的民營經濟原罪論,即假定或者懷疑民營企業的所有财富以及資本來源是不正當的。這一錯誤觀點影響不小,民營企業第一桶金怎麼來的,很多人錯誤地與“原罪”挂鈎。值得欣慰的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尤其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确立,明确提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原則也寫進了憲法,這是長期堅持不動搖的。在這一背景下,原罪論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影響減少了,但還是存在的,一旦有氣候又可能死灰複燃。我們必須始終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其次,是民營經濟離場論,認為民營經濟已經完成曆史使命了,可以退出曆史舞台了。經過一段時間的傳播、發酵,這一論調對民營企業家造成了較大沖擊。還有一種就是“社會主義改造論”或所謂的“新公私合營論”,把現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為新一輪“公私合營”。這些說法都是完全錯誤的,不符合黨的大政方針。


     這些新的奇談怪論出現,對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影響很大。任其傳播,市場主體的信心會受到嚴重沖擊。産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石,必須要保護産權。民營企業的财産安全和公有制财産要得到同等程度的保護,民營企業才會有堅定的發展信心。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問題。沒有信心就沒有預期,沒有信心,怎麼投資、擴張規模、為企業做長期打算呢?


     這三種錯誤論調,主要是思想觀念問題,但危害非常大。經濟問題講到底就是一個預期和信心問題。對未來的預期不樂觀,就會失去信心。對于目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的這個問題,要果斷采取措施,向市場傳遞積極信号。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明确表示中央是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這對樹立信心起到了很大作用。


按照自己人的标準和待遇完善政策


     廣州日報:如何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楊德才:歸根結底,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歧視。我國的銀行業主體是國有銀行,行長放款給國有企業,如果貸款收不回,不一定會出現重大經濟問題。因為很多人到今天仍然認為,國有銀行放貸給國有企業,是正常貸款,不存在利益輸送等嫌疑。但如果是放款給民營企業,一旦收不回,就很可能要追究行長的責任。沒有存在利益輸送,也會受到重點調查。眼下,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退一步說,不考慮銀行的顧慮,民營企業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處。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還沒有完成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在信息、财務等方方面面都不健全。銀行在對民營企業放款時,信用甄别成本很高,即便成功放款,利率也要高很多,最終造成了民企融資成本偏高。此外,眼下商業銀行改革走向混業經營,銀行的利潤增長不是隻靠存貸利差,理财産品的利潤成為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給民營企業貸款過程中,又出現了要獲得貸款必須用所獲貸款先購買部分理财産品等附加條件。比如銀行放貸100萬元,實際上到民營企業手上可能隻有六七成、五六成,其他都被迫用來購買銀行理财産品了。


     有數據顯示,我國商業銀行貸款餘額進入到民營企業中的,占比不到25%,比起民營企業的體量規模來說,這是比較低的。種種問題,我們希望在去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後能有真正的改變,真正實現所有制平等、市場公平、競争中性。今年2月18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幹意見》,特别強調金融企業要加強對民企的金融服務,要做到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關鍵要落到實處,要有具體的實施細則。


     廣州日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内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如何具體落實“自己人”的定位?


     楊德才: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這一原則在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中已經講得很清楚。1992年黨的十四大召開之後,我們确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公有制經濟是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也是重要組成部分,誰也離不開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寫進憲法,這是長期堅持、毫不動搖的。因此,在憲法這一根本大法中,毫無疑問是把民營企業家看作是自己人了。

 

     在落實層面,讓民營企業家進一步感受到是“自己人”,需要采取進一步的舉措。比如在民企融資方面,民營經濟創造60%以上的GDP,貸款占比不到25%,這是不合理的,要盡量糾偏;在财産保護方面,公有财産和私有财産保護力度還不一樣。侵犯私有産權的事情還時有發生,還存在一些對不同所有制區别對待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既然民營企業家也是自己人,就要按照自己人的标準和待遇來制定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推動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實現方方面面的平等。今天,民營企業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公平,隻要做到了公平公開公正,民營企業家并不需要什麼特殊的保護。所謂競争中性,正是如此。


企業競争就是技術競争、創新競争


      廣州日報: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着哪些有利及不利的内外部條件?


     楊德才:當前國際貿易形勢發生變化,民營企業家在這一變化過程中會面臨新的問題。外部環境的變化反過來也倒逼民營企業。要做大做強、走得更遠,就要适應這種規則變化、形勢變化、主動調整。在新形勢下,企業競争就是技術競争、創新競争,我國民營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未來還可以有更大貢獻。因為民營企業對市場感覺更直接更敏銳,通過自主研發提高産品技術含量,從而進一步開拓市場。形勢倒逼,也并不是壞事情,即使沒有外部形勢的倒逼,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營企業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


     還有環保的高标準要求,倒逼企業對低端、技術落後産能進行淘汰。在這一過程中,品牌建設問題值得重視。中國國内市場很大,民營企業成長之初品牌意識普遍不強,然而進入國際市場之後,就會發現品牌非常重要。有了好的品牌,才有高附加值。實際上,目前我國民營企業中做得比較好的,比如廣東、江蘇一些大型民企,都是技術自主創新、品牌建設、國際化發展做得比較好的。


     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對所有市場主體都有很多促進發展的配套措施,這都是民營企業的發展機遇。民營企業必須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如果不能抓住機遇,若幹年後就有可能被淘汰。我們調查發現,我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不長,不到4年,中小企業大約2年。與之相比,美國企業平均壽命大概8~9年,日本企業大概十幾年。通過比較研究,學習其他國家經驗教訓,對我們的成長是有利的。研究發現,企業壽命長,實際上就是技術、品牌、管理各方面的領先。以企業管理為例,民營企業内部規範了,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管理了,發展到一定規模就可以走直接上市融資、發債等道路,可以多方面來破除融資難問題。所以,不論内外部環境怎麼變,民營企業都要銘記“打鐵也要自身硬”,沒有真本事,在市場競争中是不行的。


     廣州日報:廣東廣州的民營經濟發展有何特點,短闆和優勢各是什麼?


     楊德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民營經濟發展模式稍有區别。但兩地的民營經濟内生動力都是比較強的,也與外資的進入有很大關系。廣東民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論單個企業的規模,廣東已有很多巨無霸企業,但還要進一步增加大企業的數量。另外,廣東的民營經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粵東西北有的地方還比較落後。要縮小區域經濟差異,就要發揮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以蘇北為例,蘇北本身在江蘇并不算經濟發達地區,但也有發展得很好的民營企業,例如屹立了幾十年的知名民企維維豆奶。廣東的民營經濟發展在珠三角地區比較突出,未來還要進一步實現協調發展、區域均衡發展。珠三角民營經濟發展還有一個突出優勢,就是毗鄰港澳,海外聯系也比較多,國際化程度、信息流動速度更快更及時,更緊跟世界經濟潮流。


     不論是哪個地區的民營經濟發展,都有同一個目标,要在高質量發展中發揮作用,都存在自主研發創新、轉型升級的壓力。以前珠三角推動騰籠換鳥,也是基于技術、環保等方面的考慮。今天發展長三角地區,要堅持把修複長江生态環境擺在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可見,本質上都是要求企業轉型升級,創新成色更足,環保水平更高。


要将為民營經濟服務落實到完善營商環境上來


     廣州日報:政府如何進一步加強為民營經濟服務,如何在這一過程中落實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楊德才:目前各地政府都在出台鼓勵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以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來說,為什麼發達,就是民營經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不論是珠三角還是長三角,均是如此。各地出台的措施,都着眼于保護、提升民營企業的信心。但是要注意,在落實過程中不能演變為運動式的政策幫扶,民營企業最希望的是一個公平的、完善的營商環境。所以,為民營經濟服務,地方政府最終要落實到完善營商環境上來。創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比暫時性地推出一些政策措施更有意義,更能堅定民營企業的信心。


     在優化營商環境中,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可能是最核心的部分。原來政企走得很近,現在一些地方走得不近了,很清,但是不親了。理解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抓住四個字:首先要“親”,要親近民營企業,這是前提條件。親而有所為,親而敢于為,隻要不違法,政府就要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方便。領導幹部要主動到企業去了解情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才是親;其次是“清”。在服務企業過程中,不要勾肩搭背、過從甚密。但現實是一些地方沒有勾肩搭背了,但是也不親近企業了,于是懶政怠政、事不關己高高挂起、踢皮球等現象就出現了,這對民營經濟發展也是一種軟傷害。遇到問題投訴無門,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就非常高,對市場發展環境的預期會下降;第三,是“政”。政府部門在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主動有為、依法依規;第四,是“商”。企業要遵紀守法,合法經營。通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讓民營企業保持穩定預期,聚精會神辦企業,遵紀守法搞經營。


     讓幹部親而敢于為,首先要樹立正确觀念,改掉“我為你辦事,有所獲得是應該的”這一錯誤觀念。在具體操作層面,有的幹部比較擔心,甯可與企業家遠一點,造成了企業辦事難的問題。在國家強力反腐的背景下,政府部門主動為企業辦事,不收受利益往來,就不存在需要擔心害怕的事情。身正不怕影子斜,隻要幹部身子正,不用擔心。同時,民營企業家也要潔身自好,走正道,改掉“不搞潛規則、不走後門就辦不成事”的想法。理念的轉變是雙向的,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出發點都是把一件事情辦好,把經濟發展好,這樣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就能落地。


     廣州日報:如何培育民營企業家的企業家精神?


     楊德才:企業家精神的重要表現就是創新。要培育企業家精神,首先要創造這樣的環境。中國真正的企業家,很大部分都會從民營企業中走出來。企業到了一定規模,經濟學意義上的企業家精神才會體現出來。創新,就是把新技術應用在生産上,在這一點上,中國企業家和國外企業家的精神本質是共通的。企業家創新,一開始可能是基于對利潤的追求。當然企業家并不一定愛錢,但賺錢是他人生價值的體現。按照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理論,創新除了促進利潤最大化帶來的快樂,還有聲譽上的促進。在這方面,中國人最看重聲譽,這也是培育企業家精神的有利條件。


     創新的另一個維度,就是制度創新。我國還在轉型發展過程中,制度上的完善是一個重要方面。哪個企業家敢于在這種變動過程中大膽創新,就具有了企業家精神。此外,今天我們談企業家精神,除了追求利潤等内涵,還要落實到為經濟增長作貢獻、為高質量發展作貢獻上來。企業家要盡社會責任,要為社會樹立一個好的榜樣。


轉自《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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