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從2010年起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之時，中國不但有效控制了病毒傳播，而且在2020年世界經濟受此影響全面衰退時，中國是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奇迹可歸結為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的成功，表明不走西方國家的發展道路，不采用西方經濟模式，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同樣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在慶祝中國共産黨建黨100周年之際，研究新中國黨的經濟發展思想随着時代的進步而演進的艱難曆程，不僅可以發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産生的淵源，而且可以深刻理解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包含的經濟發展的新思想對新時代的中國乃至世界的重大貢獻。
基本觀點
一、社會主要矛盾提出的重大發展任務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任務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發展工農業生産，促進經濟繁榮；多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基本恢複，黨中央就提出我國進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開始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在這個階段服從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心任務，社會主要矛盾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階級鬥争成為當時的主要任務。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再加上以國家工業化為主要内容的“一五”計劃勝利完成，獨立的工業體系也基本建立。當然，在當時黨中央過高地估計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勢，加速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犯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的錯誤，以緻在過短時間内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遺留了一些有長期消極影響的問題。
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基于對當時形勢的正确分析明确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内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産力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在八大路線的指引下，1956年和1957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最好的年份之一。黨的八大關于我國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表述在黨的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可惜的是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斷沒有得到堅持和貫徹。1958年5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二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争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且正式改變了八大關于國内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的正确分析，認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1962年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進一步指出，在無産階級革命和無産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産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階級鬥争，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争。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争是不可避免的。這樣，“八大”路線又被“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左”的錯誤路線所徹底取代，階級鬥争和兩條道路鬥争被視為加速經濟發展的動力，發展生産力被曲解為無休止地追求生産關系升級的不斷革命，從而使黨的工作重心仍舊放在政治運動和階級鬥争上。尤其是1966年5月開始的持續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強調抓革命促生産，無休止的搞階級鬥争，緻使國民經濟瀕于崩潰。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摒棄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錯誤方針，真正開始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确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曆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産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曆的特定階段。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明确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決定了這個階段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
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鄧小平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提出了3個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鄧小平強調不能隻講發展生産力，應該把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兩個講全了。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和發展階段理論，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回歸，又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二是1992年在南方講話中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學論斷。同時提出“三個有利于”的評價标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産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是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産力的任務，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種有利于生産力發展的方式，包括利用多種所有制，利用市場經濟，利用要素報酬等，創新充滿活力富有效率的體制機制。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體現。總的來說，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發展成為硬道理，經濟建設成為中心，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引領我國實現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
進入新時代，由于改革開放的推動，社會生産力水平明顯提高，我國告别低收入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依據是，在人民需要方面，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在社會生産力方面，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産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表明：第一，發展目标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第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謂發展的不充分，最為突出的是由創新能力不足産生的核心技術供給不充分，由供給體系質量不高産生的有效供給不足。所謂發展的不平衡，涉及生态環境不堪重負的短闆，農業現代化的短闆、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短闆等等。第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曆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然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的地位沒有改變。隻是表明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階段。需要解決新階段的新矛盾。
基于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判斷，習近平提出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論斷。這就是習近平強調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相比發展是硬道理，作為第一要務的發展有特别的要求，就是習近平說的：“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要堅定不移，同時必須堅持科學發展，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新時代發展的着力點是解決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二、發展理念及相應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新中國建國之初，經過3年的國民經濟恢複，于1953年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這是新中國制定的第一個有計劃開展國家經濟建設、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宏偉計劃。當時百廢待興，面對一窮二白的落後的農業大國的經濟基礎，一五計劃時期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鋪新攤子，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項目為中心，雖然屬于外延型擴大再生産，但畢竟是從無到有建立現代工業。這是中國人民站起來的關鍵舉措。經過全黨、全國人民的努力，到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實現，許多指标超額完成了任務，鋼鐵、煤炭、電力、石油、化工、軍工等重要工業産品達到了蘇聯和日本30年代的水平，更遠超舊中國，并開始了向若幹尖端領域的邁進，為實現國家工業化打下了初步基礎，強健了已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的筋骨。中國共産黨人更在這一場偉大實踐中，認真學習、掌握了許多領導現代化建設的知識，豐富了自身的經濟建設的思想和理論。
毛澤東1956年4月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在初步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吹響了探索适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号角。《論十大關系》中與經濟直接相關的有5個，即：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内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産單位和生産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該文實際上是針對蘇聯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單純追求速度的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不同的理念，強調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協調發展和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關系，試圖在中國開辟一條同蘇聯道路有所不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一五”計劃的成功，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促使黨的領導層過分相信主觀能動性，以及在經濟上“超英趕美”的決心。八大後不久，犯了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在1958年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經濟工作出現了不尊重經濟規律，追求高指标、瞎指揮、刮浮誇風和“共産風”。最終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給經濟造成了重大損失。再加上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毀約、撤走專家，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
1960年冬，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針對“大躍進”時期刮共産風、否認商品貨币關系等“左”傾思想及其産生的後果，在毛澤東的倡導下，中央領導同志學習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在此基礎上思考中國的經濟建設道路，提出了不僅對當時而且對中國的長遠發展都起重要影響的經濟思想。首先是重視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研究，強調價值規律的作用。其次是提出了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思想。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思想，建設規模必須同國力相适應，人民生活和國家建設必須兼顧，制定計劃必須做好物資、财政、信貸綜合平衡的觀點。第三是萌發改革經濟體制的思想。這幾個方面在當時實際上涉及經濟增長方式的調整，雖然還隻是局限在速度和比例關系的調整上。其效應是國民經濟從1962年到1966年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複和發展。可惜的是“文革十年”，“左”的指導思想打斷了中國經濟正常發展，緻使許多經濟領域處于崩潰的邊緣。
中國的改革開放初期更為重視通過改革來解放生産力。依靠改革激發企業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長方式上突出一個“快”字。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城市化、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人民收入水平明顯提高。與此同時産生了環境污染、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地區和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黨中央及時發現增長不等于發展，隻是靠市場化改革不能完全解決發展問題，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問題涉及增長方式問題。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的要求：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提出增長方式轉變問題。自此以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即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工業化道路.這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體現。
對轉變增長方式的思考必然要上升到發展觀的轉變。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黨中央首次明确提出發展觀的概念。2007年黨的十七大對科學發展觀作了明确的概括：“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根據科學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報告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強調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十七屆五中全會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明确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内涵。一是将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二是将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三是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四是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重要着力點。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由“快”字當頭轉變為“好”字當頭，突出又好又快，突出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突出保護生态和環境，突出人民分享發展成果，突出可持續發展。發展效果是明顯的。到2010年我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2012年人均GDP達6338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進入新時代後，支持30多年高速增長的增長要素已經得到了充分釋放，潛在經濟增長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主要表現是：随着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放慢，剩餘勞動力支持的低成本勞動力供給明顯減少。随着人口紅利明顯減少，老齡化社會也随之到來，支持高投資的高儲蓄不可持續。随着物質要素供給的不可持續，能源、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正在成為增長的自然界限。在此背景下，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轉向中高速增長不可避免。這種狀況被習近平稱為經濟新常态。基于經濟新常态及進入新時代後的發展任務，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規定了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内容。
第一，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中國進入新時代的一個重要标志就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作為驅動力的創新包含多方面，其核心是科技創新。科技創新的着力點是創新處于國際前沿的核心技術。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既需要以研發核心高新技術為導向的基礎研究，也需要推動占領産業制高點的産業創新。将科技創新與産業創新融合，建立有利于創新成果産業化的機制和通道。
第二，協調是高質量發展的形态。習近平指出：“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标，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标準和尺度，再比如，協調是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協調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内在要求。協調的重要性在于有效解決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第三，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内在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生态文明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生态文明的時代，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幹淨的水、清新的空氣、多樣性的生物、綠色的環境是寶貴的生态财富。經濟發展不僅要謀求物質财富，還要謀求生态财富。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
第四，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内外聯動發展的機制。改革開放初期對外開放利用國際國内兩個資源兩個市場獲得了全球化的紅利。新時代的開放發展就是要根據習近平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建立高質量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第五，共享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習近平提出的共享發展的理念就是：“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礎，漸進共享是途徑。共享發展，首先是發展，即舉全民之力不斷把“蛋糕”做大。其次是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的體現，讓人民群衆有更多獲得感（洪銀興，2018）。
根據新發展理念，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強調的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結合，體現的是人與經濟社會自然相協調的一種包容性的增長，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
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标和基本路徑
現代化是中國人的百年夢想。新中國成立以後曆屆中央領導集體都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發展目标。對現代化的内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表述。
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我國的經濟原來是很落後的。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窮，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又把這“四個現代化”寫進了總綱。周恩來1963年1月在上海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簡稱‘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發出“在本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号召。我國的“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就一直延續至今。遺憾的是，由于長期的階級鬥争，黨的工作重心一直沒有能夠轉到經濟建設，現代化沒有成為行動。直至改革開放開始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上仍然處于低收入國家水平。就如1979年鄧小平所說：“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後二三十年”。
改革開放開始以後，現代化不僅由目标轉為行動，而且有了具體部署。1987年鄧小平從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出發，設計了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産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産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後，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鄧小平用“溫飽”、“小康”、“富裕”作為經濟發展的三步戰略目标，使人民能夠生動地、直觀地認識和切身感受到這個目标的實現過程。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确提出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其中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小康社會。将全面小康社會建設包含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并作為現代化的具體階段來推進，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改革開放的推動，我國提前解決了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也就是鄧小平所講的“三步走”中的第一步已經實現。在這個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八大明确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九大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并且繪就了兩個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第一個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現代化藍圖體現了高質量開啟現代化進程的要求。基于小康社會全面建成，根據十九大繪就的藍圖，十九屆五中全會對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标作了部署，基本實現現代化在經濟上的目标可以概括為：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美麗中國建設目标基本實現；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有必要遵循現代化的一般規律，但必須結合本國的國情及新的國際國内經濟社會政治環境，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進入新時代後，現代化理論所涉及的現代化目标及其内容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
首先是現代化的領域。過去講的是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現在強調的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這是經濟領域現代化的主要内容，特别強調“同步”。
其次是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特征。習近平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衆的共同期盼。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着這個目标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為此，黨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标中提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質部分突出強調了“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第三是現代化的中國道路。進入生态文明時代所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這樣，現代化的中國道路是綠色發展和創新發展。創新就成為現代化的第一動力，十九屆五中全會則進一步強調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2035年跻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成為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标志。
第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過去關于現代化的讨論過于關注GDP的指标，以GDP指标衡量現代化，以抓GDP來推進現代化。現在高質量開啟現代化就是十九大提出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跨越由全面小康轉向現代化建設的“關口”的行動。現代化經濟體系根據習近平的講話精神，涉及：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現代化經濟體系可以說是新時代發展理論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嶄新概念。
四、克服二元結構的農業現代化路徑
新中國建國初期是落後的農業大國，工業尤其是現代工業比重很小，談不上二元結構。這就是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的：“中國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範圍來說，在抗日戰争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内和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因此毛澤東十分憂慮地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一五”時期黨的指導思想是推進國家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可以說是當時建立獨立的現代工業體系的必然選擇。其效果也是明顯的。“一五”計劃完成，現代工業體系建立了起來，現代工業和落後農業并存的二元結構就此形成。克服二元結構的基本路徑是提升農業農村的發展水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工業化不單純是工業問題，也不單純是重工業問題，涉及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但是，1957年底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全民大煉鋼鐵，輕視農業，結果是出現連續三年的農業歉收和國民經濟的困難。1962年起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很大程度上是調整工業和農業的關系。中央認識到“以鋼為綱”片面發展鋼鐵，其結果是擠壓了農業、輕工業，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期總結教訓時指出：生産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産的共同規律。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并不違反馬克思主義。不久中央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問題是由于農業中人民公社制度壓抑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工農業産品價格的剪刀差剝奪農業等原因，即使明确了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的落後，農民的貧困問題長期得不到改變。工農、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非常突出。
我國從農村開始的改革，開始了二元結構現代化的進程。在富起來的時代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改革和發展路徑主要在3個方面。一是以農民家庭承包責任制為内容的改革，結束人民公社制度，從家庭财産和經營制度上調動農民的生産和經營積極性。二是改革農産品流通體制，農産品進入市場，農産品價格放開，随行就市，不僅把農民推向了市場，而且增加了農産品的市場收益。三是農村發展鄉鎮企業，開始了在農村推進工業化和以城鎮化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創造了在三農之外帶動三農發展的道路：以非農化解決農業問題，以城市化解決農村問題，以勞動力轉移解決農民問題。其效果非常明顯，不僅大大加快工業化進程，中國迅速由農業大國轉變為新興的工業國家；而且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發展水平也比過去大大提高。四是2006年3月14日，十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決議，莊嚴宣布在全國範圍内徹底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産稅、全部免征牧業稅，中國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曆史博物館，由此帶動，農民負擔大大減輕。五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由此提出中國特色的城鄉統籌推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主要路徑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進入新時代，單純突出工業化的現代化，不可避免會出現農業現代化相對滞後的狀況，農業、農民和農村的發展狀況成為“四化同步”的短闆。對此習近平指出：即使将來城鎮化達到70%以上，還有四五億人在農村，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這意味着三農現代化需要由非農發展帶動轉向直面三農發展，即農業現代化（農業強）、農村現代化（農村美）、農民現代化（農民富）。
根據習近平關于三農現代化的思想，新時代推進的三農現代化可以歸結為3個方面。一是農業供給側改革。改變農業發展範式，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争力。已有的農業發展範式可歸結為“剩餘”範式，即追求農業剩餘，剩餘農業勞動力轉移。所要轉向的農業發展新範式是：追求品質農業，轉向“品質和附加值”範式。構建與居民消費快速升級相适應的高質高效的現代化農業産業體系。二是鄉村振興，以振興鄉村為抓手推動三農現代化。農村最基層的是鄉村，沒有鄉村的現代化就沒有農村的現代化。鄉村振興是包括産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态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三是城鄉發展一體化。推動城市發展要素通過“化”到城鎮而化到農村，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的落後面貌。這是城市要素的城鎮化，是城市生活方式向農村擴展，城鄉發展一體化涉及城鄉規劃、就業服務、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城市管理“五個一體化”。四是新型城鎮化，不隻是指農民進城，核心是人的城鎮化。一方面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另一方面農民市民化，農民享受城市文明。這就要求将提供給市民的機會和設施安排到農村城鎮，擴大城鎮就業的機會，把高質量的教育、文化醫療設施辦到農村城鎮，增加農村特别是城鎮的公共産品、公共設施和商業設施的供給。由此解決農民不進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種市民的權利。
五、經濟發展的供給側和需求側調節機制
習近平指出：“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調控經濟發展的機制和政策既需要給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又需要給經濟增長提供方向。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提法隻是在進入新時代才提出，但在實踐中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都存在這兩側的調節政策，隻是側重點不同。
建國初期在短缺經濟背景下逐步建立起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采取的是供給側管理。表現為從上到下的指令性生産計劃，統購統銷的流通體制。基本的方式是，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思想指導下以下達的數量指标調控發展，需要快速發展時調高生産和基建指标，經濟出現問題需要調整時則調低指标。針對“大躍進”的教訓，黨中央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提出了綜合平衡的要求。綜合平衡涉及3個重要平衡：農業本身的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内部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顯然，所謂的綜合平衡也是從供給側入手的。這是在短缺經濟背景下計劃經濟管理的方式。
富起來時代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是需求側的改革，建立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的體制機制也就是轉向需求側調節：在微觀上，強化市場競争機制，突出市場需求導向，取消指令性計劃等。在宏觀上，一方面從總需求入手建立宏觀總量調控機制，明确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經濟增長，突出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另一方面，面向總需求的宏觀調控轉向财政和貨币政策，相機采取緊縮性的、擴張性的或平衡性的财政和貨币政策，宏觀經濟管理轉向需求管理是在告别短缺經濟轉向剩餘經濟背景下市場經濟的調節方式，目的是更多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以需求壓力和導向提高效益和效率。
進入新時代，黨中央發現，隻是在需求側進行改革和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決經濟運行的效率和供給質量，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這就涉及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在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号令：“在适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的講話中再次明确“我們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進入新時代後推動經濟發展的主線。與計劃經濟年代的供給側調節不同，這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剩餘經濟背景下的供給側調控。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内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習近平從調節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指出：“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财政支出、貨币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的動力。”顯然，供給側調節注重長期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有效調控方式。與一般的調整生産關系的改革不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解決發展本身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說到底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
首先，着力振興實體經濟。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現實中存在虛拟經濟就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其原因，除了虛拟經濟領域中存在的“一夜暴富”的誘人投機現象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實體經濟企業因負擔太重無利可圖而投資不足。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标還是要實體經濟發力，需要足夠的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在實體經濟領域培育發展的新動能，在高質量發展中增強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
其次，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低的突出表現是有效供給不足和無效産能過剩并存。如習近平所說，“我國供給體系産能十分強大，但大多數隻能滿足中低端、低質量、低價格的需求。”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解決了溫飽問題後居民的消費需求開始轉型，更為關注健康、安全、衛生、檔次方面的需求。而生産和服務還停留在低收入階段的供給，追求數量，不重視質量，為生産而生産，不能适應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消費需求的新變化，滿足中高端消費的中高端産品和服務供給不足，不能滿足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勢必産生有效供給不足，無效産能過剩，中低端産品過剩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得到解決。改革目标就是習近平指出的：“優化現有生産要素配置和組合，提高生産要素利用水平，促進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不斷增強經濟内生增長動力。”習近平形象地用加減乘除法來說明結構調整的路徑：“加法就是發現和培育新增長點，減法就是壓縮落後産能、化解産能過剩，乘法就是全面推進科技、管理、市場、商業模式創新，除法就是擴大分子、縮小分母，提高勞動生産率和資本回報率，這是調結構這個四則運算的最終目标。”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就成為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基本途徑。
最後，克服供給側的動力不足問題，培育發展新動能。首先是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與需求側突出的市場選擇不同，供給側則突出經濟激勵，提供發展的動力。已有的改革解決了産權制度的動力問題，但供給側仍顯動力不足。突出表現是企業的高稅負，高利息，高社會負擔。企業分享不到發展的成果也就缺少發展的動力和活力。供給側對市場主體的激勵：一是降低企業稅、費、利息和社會負擔，降低企業成本，使企業輕裝上陣。二是保護企業家财産，激勵企業家精神（洪銀興，2016）。其次是培育新動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同發展是硬道理一樣，是需要長期實行的發展政策，有着長遠的目标。在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取得明顯進展的同時，需要進一步轉向培育新動能。關于新動能，習近平指出：“既要緊盯經濟發展新階段、科技發展新前沿，毫不動搖把發展新動能作為打造競争新優勢的重要抓手，又要堅定不移地把破除舊動能作為增添發展新動能、厚植整體實力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明确在現階段所要培育的新動能主要涉及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鍊和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
在習近平看來，供給側與需求側的調節，“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戰及新冠疫情在世界流行從而導緻世界經濟出現衰退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同樣面臨需求不足和經濟下行的壓力。黨中央及時提出“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和“六保”（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産業鍊供應鍊穩定，保基層運轉）的任務。這時刺激需求，在需求端激發活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不僅如此，新發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國民經濟的内循環為主體也需要有足夠的市場需求。因此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深化需求側改革與供給側改革相配合的思路。這兩者的結合體現調控發展的長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結合。
六、經濟發展格局的演進
發展格局涉及國民經濟内部循環與外部循環及相互關系的布局。
改革開放前的30年除了“一五”計劃期間引進蘇聯156個重大項目外，我國的經濟基本上處于内循環狀态，主要原因是國際上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
改革開放後，我們黨把對外開放明确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由此打開了國門，1980年黨中央決定建深圳經濟特區。以此為标志中國全面開放，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明确對外開放是要更好地利用國内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鼓勵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在體制創新、産業升級、擴大開放等方面繼續走在前面，發揮對全國的示範、輻射、帶動作用。特别是強調正确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十六大關于協調發展的五個統籌包括統籌對外開放和國内發展。十七大則明确提出了完善内外聯動、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要求。這樣，我國不僅能夠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同時也使我國經濟在參與國際競争中增強了國際競争力。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作為我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十大“寶貴經驗”之一。
中國經濟進入了新時代，對外開放也進入新時代。2013年，習近平在博鳌亞洲論壇上指出：“中國将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根據習近平開放發展的理念，新時代的開放發展具有如下特點：首先，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的逆全球化政策相反。習近平扛起了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大旗，明确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論斷。其内涵就是他所說的：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赢，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根據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構建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深化與沿線國家多層次經貿合作，帶動我國沿邊、内陸地區發展。其次，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2018年4月，習近平在博鳌亞洲論壇上提出：“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動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探索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 這個對外開放新格局體現高質量的開放發展。具體表現在：第一，在提升向東開放的同時，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加快向西開放步伐，推動内陸沿邊地區成為開放前沿。第二，進口與出口并重。2018年在上海舉辦第一屆進博會，2020年在北京舉辦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第三，擴大引進外資的領域和深度。不僅以負面清單保障外資進入中國的領域，而且進一步放開對外資進入的限制，尤其是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第四，建立對外開放的新載體。為推動資源和商品更為便利的國際流動，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
當今時代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某些發達國家推行反全球化政策，保護主義盛行，特别是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貿易戰，企圖與中國在科技、産業等領域脫鈎。再加上2020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導緻世界經濟衰退，使一系列全球産業鍊斷裂。在此背景下，中國不僅要扛起繼續推動全球化的大旗，還要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推動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正如習近平2020年8月24日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所指出的：“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戰略抉擇。近年來，随着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賦的變化，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而我國内需潛力不斷釋放，國内大循環活力日益強勁，客觀上有着此消彼長的态勢。”實際上我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在向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轉變。依托規模處于世界前列的國内市場，抓住擴大内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産、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内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了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态平衡。
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國内國際雙循環。适應開放發展的需要及新發展格局，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發生戰略性變化，最為突出的是，出口導向的開放型經濟轉向需求導向的開放型經濟。開放服務于産業結構的升級，特别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占領科技和産業的世界制高點。推動産業創新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讨不來的，需求導向的核心是創新為導向發展開放型經濟，體現增長的内生性。創新導向的開放型經濟具有4個特征。第一，以出口高科技的綠色産品替代資源密集型産品，特别是要替代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産品出口。第二，以進口核心技術的中間産品替代進口一般的最終産品。第三，升級外商直接投資。在有序放寬市場準入同時，注重外資質量。引進的外資以創新為導向進行選擇：進入的環節是高新技術研發環節，鼓勵外資在中國本土創新研發新技術；進入的産業是國際先進的新興産業。第四，着力引進創新資源，尤其着力引進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進行開放式創新。
我國的産業參與國際國内雙循環關鍵在産業鍊上部署創新鍊，提升産業鍊現代化水平。面對我國多個産業的全球産業鍊中斷，不僅需要疏通産業的上下遊關系，保持産業鍊供應鍊的穩定性和競争力，還要建立自主可控的現代産業體系。我國的産業現狀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産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産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鍊中低端。因此習近平提出：圍繞産業鍊部署創新鍊，把科技創新真真落到産業發展上。在産業鍊上部署創新鍊有兩個方向。首先，依托所擁有的高端技術布局以我為主導全球價值鍊。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核心技術的優勢産業需要圍繞創新鍊布局産業鍊。建立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産業鍊；其次，處于全球價值鍊中低端環節向中高端攀升也要布局創新鍊。其路徑就是對處于高端環節的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邊幹邊學，掌握中高端環節的核心技術。
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相互促進的國内國際雙循環。如何實現内循環和外循環相互促進？習近平指出：“站在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我國和世界的發展。”具體要求：一是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較過去的出口導向，更為重視進口，利用超大規模的國内市場，以“進”促“出”。二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國際投資合作水平。較過去的突出“引進來，更為關注走出去，尤其是以全球價值鍊的方式進入“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三是引資引技引智并舉。較過去突出引進外資，更為重視引進創新要素，包括升級外商直接投資。在有序放寬市場準入同時，注重外資質量。引進的外資以創新為導向進行選擇：進入的環節是高新技術研發環節，鼓勵外資在中國本土創新研發新技術；進入的産業是國際先進的新興産業。引技和引智尤其着力引進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進行開放式創新。
主要觀點
研究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思想，不隻是知道今日之經濟成就是從哪裡來的，更要知道進入新時代後中國經濟發展要往哪裡去，也就是回答好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個重大問題。
（1）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着的理論”，“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中國共産黨在建設新中國時期經濟發展思想演進的曆史證明了這一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個時期，每一代人都有所處時代的曆史使命。每一代中國共産黨人都努力從中國實際出發，從人民群衆的最大利益出發，依據經濟規律探索适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在踐行其曆史使命過程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雖有曲折，但最終是前進的。經過幾代中國共産黨人的努力，創造了發展中農業大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内成為新型工業化國家，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奇迹。黨的經濟發展思想也日臻完善和成熟。研究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思想，不僅可以知道今天的經濟成就來之不易，還可以加深理解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要意義，既明确新發展階段所處的曆史方位，又要明确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發展任務。
（2）經濟發展的中國道路及經濟成就已為世人所認可。研究中國共産黨的經濟發展思想，就是要指出，每個階段發展的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和相應的經濟發展思想來引領的。黨的經濟發展思想非常豐富。本文擇6個維度研究經濟發展思想演進，從而明确進入新階段後經濟發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社會主要矛盾分析明确新階段發展任務是要根據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解決發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發展理念分析明确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内涵；現代化分析明确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标及各個領域現代化的内容；二元結構分析明确解決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發展問題的中國路徑，尤其是繼解決農民絕對貧困現象後明确三農現代化問題；經濟發展調節機制分析明确推動經濟增長并有效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的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調節機制；發展格局的分析從暢通國民經濟内循環和外循環的角度明确我國經濟實現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這幾個方面發展思想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創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重要組成部分，被成功的中國發展實踐所證實。将這6個方面創新的經濟發展思想學理化、系統化，就成為中國發展經濟學的主幹。
（3）正确的發展理念源于對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習近平同志指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共産黨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進程就是認識和研究經濟規律的過程。在實踐中什麼時候遵循經濟規律，經濟就平穩健康發展，什麼時候違背經濟規律經濟就要受挫折。我國曾經為不符合經濟規律的指導思想付出過沉重的代價，也因遵循經濟規律而獲得發展的紅利。探索經濟規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斷研究新問題，探求新規律，尊重并遵循規律，以在實踐中少犯錯誤，實現高質量發展。
本文原載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4期，參考文獻引用範例：洪銀興,中國共産黨領導建設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思想演進[J].管理世界,2021,37(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