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經濟格局出現顯著變化，美國挑起全球範圍貿易摩擦使得經濟全球化遇到重大障礙，世界經濟進入規則重塑期，全球經濟發展出現顯著不确定性。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以超過預期的速度快速發展，迅速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對世界經濟産生深遠的影響。新時代開放型經濟的發展，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重大基本理論問題，對開放型經濟發展面臨的這些重大基本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基本觀點
推動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需要準确理解其所處的世界經濟環境。安禮偉、張二震發表在《經濟學家》2020年第9期的論文《新時代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幾個重大理論問題》從理論上闡述了世界所處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表現和成因、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新内涵、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和國際規則的重塑以及中國經濟從“對外開放”到“開放發展”的轉變。
主要觀點
（1）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當今世界正處于國際經濟規則的“重塑期”。随着國際經濟實力結構的變化，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意圖以貿易戰為手段改變國際經濟規則中體現實質公平的差别化待遇是本輪國際規則重塑背後的重要動因，其追求的“公平貿易”的本質是“對等貿易”。
“大變局”本質上是生産力發展和國際分工演變的結果。發展中經濟體利用全球價值鍊分工實現了經濟發展，從而提升了全球經濟地位；發達經濟體企業為降低生産成本将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環節轉移至發展中經濟體客觀上對發達經濟體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可能造成負面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國内收入差距擴大帶來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使得這些國家産生了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趨勢，這是全球貿易摩擦的重要誘因。但是，将國内收入差距擴大歸因于國際分工的發展有失偏頗。總之，世界經濟處于“規則重塑期”，規則重塑帶來的世界經濟不确定性将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期。
（2）開放型世界經濟新内涵。
要素分工是全球價值鍊分工背後的本質特征。要素分工背景下，一國産業國際競争力不僅來源于其自身要素禀賦特征，還來源于其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
從“市場開放”轉變為“生産開放”。當代國際分工下，國際貿易就是生産過程的重要環節。開放不再是限于商品能夠自由進出關（國）境的“市場開放”，而更多體現在“生産開放”上，各國企業成為全球生産網絡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市場開放向生産開放的轉變必然要求一國開放由邊境開放轉向境内開放。開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在企業生産領域準入、知識産權保護、公平競争環境等諸多制度層面做出相互安排。
開放領域從制造業開放向服務業開放延伸。生産過程全球化了，必然要求為生産過程服務的生産者服務業全球化發展，因此生産的國際化必然要求服務業發展的國際化。
從雙邊開放到結構性共存。開放不再是雙邊問題，全球價值鍊分工已經是一個全球經濟體共同參與的國際分工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節點因為内生或者外生原因導緻不能很好承擔節點生産職能，或者兩國之間發生貿易摩擦都将影響整個全球生産網絡的有效運行。
（3）“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理念引領新時代經濟全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有利于避免國際競争落入“囚徒困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契合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共存特征。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全球治理公共産品的需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于中國如何處理和世界其他國家關系的回答。
“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标實現具有“共商共建共享”規則保障和“一帶一路”倡議等現實載體。
（4）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變革和國際規則的重塑。
全球經濟實力結構的改變使得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對現有經濟秩序産生了不滿，試圖以貿易摩擦為手段逐步改變這種差别化的制度安排，形成所謂“對等的”公平貿易安排。在發達經濟體要求發展中經濟體進一步削減貿易投資壁壘的同時，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構建中發達經濟體也需要向包括中國在内的發展中經濟體提供公平的産業投資機會和市場機會。
中國是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堅定支持者，對于國際經濟秩序進行改善而非否定是中國利益之所在。
（5）從“對外開放”到“開放發展”。
中國産業基礎、要素條件和市場條件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未來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将更加依賴開放，在開放中逐步實現從要素被整合者向要素整合者轉變。
構建自主可控的産業體系與擴大開放并不矛盾。未來中國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實現價值鍊攀升，實現在全球價值鍊分工中的角色由要素被整合者轉為主動整合者。此外，通過開放整合全球創新資源也是推動創新，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的有效途徑之一。
從“對外開放”轉向“開放發展”需要重新認識國内國際雙循環的關系。中國未來無論是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還是核心技術與核心環節的自主可控，應主要建立在有效利用内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高技能勞動禀賦優勢之上，通過暢通國内大循環來實現。強調以國内大循環為主絕不意味着不重視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作用，一方面國内大循環的暢通離不開整合全球優勢要素，另一方面國内大循環的暢通也更加有利于實現中國在國際大循環中角色轉型升級，以更加有利的地位參與國際大循環，降低中國經濟發展對于外部環境變化的敏感性。
原文發表于《經濟學家》，參考文獻引用範例：[1]安禮偉,張二震.新時代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幾個重大理論問題[J].經濟學家,2020(09):2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