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
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着化解産能過剩危機及破解“胡煥庸線悖論”兩道難以逾越的坎。一方面，中國長期以加工制造環節嵌入全球價值鍊，使得在“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經濟增長缺乏内生動力，工業體系面臨着低端化發展與産能過剩的困境。另一方面，過剩産能未能轉化為實際福利惠及欠發達地區，“胡煥庸線”兩側産能不均衡布局構成了中國經濟地理上難以破解的難題。因此，跨過這“兩道坎”，是中國宏觀經濟戰略的關鍵之所在。
事實上，産能過剩危機和“胡煥庸線悖論”主要源自于經濟地理格局演化滞後于經濟發展。比如，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範疇中，尤其是在Krugman的C-P模型框架下，區域一體化會帶來經濟活動集聚化；而在考慮了區域承載能力約束之後，Helpman研究發現，區域一體化會使得經濟地理格局呈現分散化特征。将Krugman和Helpman的理論觀點進行融合之後可知，随着區域一體化的持續推進，經濟地理演化會呈現出先集聚而後分散的“鐘狀曲線”(Bell-Shaped Curve)路徑。其中，Krugman關注的是“鐘狀曲線”右側，Helpman關注的則是“鐘狀曲線”左側。根據中國當前的内外環境，本文基于新經濟地理學和新福利經濟學雙重視角，重點聚集于區域一體化水平較高、資源承載能力有限的“鐘狀曲線”左側，從理論層面诠釋了“一帶一路”、國際産能合作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對重塑中國未來經濟地理格局的影響。
本文理論分析發現：第一，高度一體化情境下，個體層面的産能最優布局與社會最優布局發生了錯位，加重了經濟地理格局與産能分布之間的不匹配，削弱了一體化的政策效果。第二，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演化趨勢正從“鐘狀曲線”右側向“鐘狀曲線”左側過渡，由區域一體化推動産業資本的跨境流動，帶來的福利效應要遠高于單純的資本積累。第三，通過國際産能合作與資本創造部門的對外輸出，不僅能提升部門效率，緩解本國産能過剩的負外部性，而且依托經濟增長的分散力，反過來有助于本國經濟地理演化，優化本國産能布局。同時，資本跨境流動帶來的增長效應，也提高了本國消費者的福利水平，弱化了資本所有者的财富優勢，縮小了兩類消費者的福利差距。
基于理論分析結果，本文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第一，以開展國際産能合作為契機，整合并再平衡世界範圍内的生産要素，構建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價值鍊，借助國企分類改革契機，同時利用好資本市場紐帶，能夠引導大型企業集團的合理布局産能。比如，以産業園區為載體輸出産能，不僅能為東道國發展集聚經濟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而且在優勢領域推廣中國的品牌和标準方面，能夠塑造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鍊和國際生産體系，強化行業标準的共性技術，形成中國制造業的技術譜系。第二，通過國内價值鍊、國内創新鍊的共生共榮及與全球價值鍊、全球創新鍊的有效對接，能夠破解“胡煥庸線悖論”。重點是利用平台技術和整成技術，在中西部地區培育制造業的産業公地，通過率先在高鐵、核電領域塑造“W”型價值鍊，無縫對接東道國的價值鍊。依托定位于産業與物流貿易中心的城市群體系和中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讓城市群内部行政中心職能和市場中心職能各司其職，提高“胡煥庸線”左側的中西部經濟密度，塑造國家地理格局由T字型分布向H型分布的區域戰略縱深。東部城市群集中發展創新部門，并通過負面清單管理等手段，真正擔負起引起、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二傳手角色，同時借助相應的區域性融資平台功能，提升資本運作效率，讓産業資本能更多、更好地配置于具有巨大潛力的中西部及廣闊的國際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