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1期
當代中國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是發展問題。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可是長期以來，學術界把研究經濟發展問題的學科歸之于西方發展經濟學或增長經濟學。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按此要求，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應該包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之中，相應地解決三個方面的理論問題，由此形成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經濟發展新理論。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需包含經濟發展問題。第二，經濟發展理論的話語體系須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規範。第三，亟待從學理上系統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經驗，回應我國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面臨的重大發展問題挑戰。
一、構建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産力的系統性經濟發展理論
經濟發展理論要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明确地将生産力納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近年來，雖然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已經開始重視對生産力的研究，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研究對象的表述一般都規定為生産關系，對生産力的研究僅處于“被聯系” 的次要地位，即聯系生産力來研究生産關系。實踐證明，面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一中心任務，隻以生産關系為研究對象，不以生産力為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難以科學地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最終還會使自己邊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生産力直接作為研究對象的必要性，存在諸多不容置疑的理由。一是由社會主義的發展任務決定。無産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根本任務，就是要通過社會改造“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具備高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生産率，更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根本保證。經濟落後國家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阻礙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最大制約性條件是生産力的落後，而不是生産關系的落後。二是由社會主義所處曆史階段決定。處于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三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決定。中國用不太長的時間從貧窮落後的農業大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14億人口不僅擺脫了貧困，而且即将一個不落地全面進入小康社會；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即使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态，仍然處于 世界前列，依然是世界經濟的動力源。對于如此成功的社會實踐，離開了研究發展生産力為任務的經濟學，是難以作出準确解釋的。基于以上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将研究對象明确為：在發展變化中，研究相互聯系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這也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學自身的發展要求。
研究生産力，研究什麼?鄧小平說：一個是解放生産力，一個是發展生産力，需要把兩個方面“講全了”。習近平還提出， “牢固樹立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生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的理念”。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生産力的研究就有三個層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産力，二是發展生産力，三是保護生産力。廣義地說，保護生産力屬于發展生産力的範圍，但針對我國在發展生産力的過程中，突出存在的破壞生态環境的問題，有必要将保護生産力獨立出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的基點，就是構建關于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産力的系統化經濟理論。這三個方面合起來形成了經濟發展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包含經濟發展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大拓展。
二、構建經濟發展理論的話語體系
經濟發展理論要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本身也需要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規範，尤其是在話語體系的構建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按此要求，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寶庫中，發掘系統的生産力發展理論，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理論建構的指導思想和方法論基礎。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聯系生産力研究生産關系，闡述的一系列關于生産力發展的原理，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經濟發展理論話語體系的基礎。例如，關于勞動生産力要素的規定，經濟發展方式的區分，社會再生産的比例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生産和消費的關系等。
其次是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是世界性問題，西方以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對象的發展經濟學，以經濟增長為對象的增長經濟學，都不乏可為我所用的積極成果。例如，二元結構理論，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全要素生産率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知識經濟理論，國家創新體系理論等。這些範疇和理論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使中國的發展理論可以同世界流行的發展理論，通過比較和對話為我所用。其間同樣有一個如何中國化的問題。
再次是以中國的發展理論講好中國故事，體現中國智慧。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列舉了中國共産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提出的獨創性觀點，如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 其中包括，關于确立并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内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成果，是适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地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三、回應進人中等收入階段的重大發展問題
重大現實問題導向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作為研究導向的重大現實問題與所處時代的曆史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正如恩格斯所說，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需要從當代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出發。在生産關系層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闡明了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産關系，并指導了我國近4o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我們同樣需要在生産力層面，闡明我國當前所處曆史階段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生産力所處的發展階段特征制約着經濟發展的環境、目标、方式以及動力。依其究竟是處于低收入階段，還是中等收入階段，或是高收入階段，各自的經濟發展理論所揭示的規律性畢竟不是完全一樣的。
根據國際通行的标準，現在我國經濟已具有明顯的中等收入階段特征。與低收入階段相比，中等收入階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發展問題，意味着低收入階段的一些經濟發展理論不再适用。準确地回應這些新的系列挑戰，需要進行理論創新。
首先是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可持續問題。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邁人了新常态。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這些方面。(1)物質資源和環境資源的供給接近極限。(2)農業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速度放慢，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也接近極限。(3)供求結構嚴重失衡，出現了有效供給嚴重不足，而無效供給和低端供給卻嚴重過剩的狀況。因此，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向中高速是不可避免的，但中高速增長能否建立在質量和效率的基礎上，且具有可持續性，顯然要看是否有科學的理論指導。
其次是跨越“中等收人陷阱” 問題。形成“中等收人陷阱” 的主要症結，在于發展方式問題。進人中等收人階段後，如不能擺
脫低收入階段的發展模式，其後果則是，既無法在工資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争，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發達國家競争。低收入階段的發展模式，導緻中等收入階段面臨“三大至頂”威脅。(1)收入差距達到庫茨涅茲收入差距倒U型曲線的頂點。(2)腐敗程度也達到庫茨涅茲倒U型曲線的頂點。(3)環境污染達到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的頂點。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會的多元化，居民針對這三大威脅的維權意識大為增強。實踐證明，并不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會陷人這一陷阱。意識到它的存在，并且在正确的發展理論指導下，即使處于不利的國際環境，也能夠通過科學發展化解“三大至頂”威脅，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次是補齊發展的短闆。中國特色的現代化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現代化。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須惠及全體人民，亟待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生态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當前距離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第一步戰略目标的實現，還存在諸多短闆。我國進人中等收入階段以後，尤其需要根據“共享”和“協調”的原則，補齊如下短闆。一是補齊農業現代化的短闆。二是補齊農村發展的短闆，以化解城鄉二元結構。三是補齊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短闆。四是補齊生态文明的短闆。這些短闆的補齊若“四缺一”乃至更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曆史進程将難以繼續。
進人中等收入階段後，我國面臨的上述嚴峻挑戰，是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理論的起點和動力源。有效應對這些重大發展問題的根本理念，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新發展理念。适應由低收入階段轉向中等收入階段的重大轉變，需要運用新發展理念在以下方面推動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
一是經濟發展目标的轉變。低收入階段的發展問題實際上隻是經濟增長問題，目标單一。在進人中等收入階段後，經濟發展具有了更廣泛的含義，涉及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現階段的發展目标不可能單一，不僅是擺脫貧困，公平分配、增加社會福利都要進入發展目标。經濟發展最關心的是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不僅包括數量和規模的增長，還包括持續經濟增長所依賴的技術進步、制度優化和文化創新。
二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人中等收入階段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就是習近平概括的，“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方式不隻是轉為集約型發展方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轉向内容更為豐富的創新型發展方式。一為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也就是改變低收入階段對禀賦資源比較優勢低端産業結構的依賴，依靠科技進步轉向中高端的産業結構。二為發展驅動力轉換，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驅動轉向科技創新驅動。三為追求經濟增長的最小成本化。隻有在資源得到有效利用、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社會福利不斷增進的基礎上，實現的經濟增長才是有價值的可持續增長。
三是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進程，就是現代化的過程。國際環境的變動和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各國現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意味着，小康社會即将全面建成，以及現代化新征程的開啟。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現代化。不僅“四化同步”是中國的創造，而且其中的每一“化”都有中國自己的創造。現代化新征程更加重視人的現代化。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現代化就是人的全面發展。其基本的物質文化條件是，生産力高度發展，消除舊的社會分工，教育和文化事業高度發達。
四是保護生産力直接成為發展目标。面對在低收入階段所推進的工業化、城市化，尤其是重工業化所造成的資源耗竭及其供給的不可持續狀況，保護生态環境從而保護生産力，應該成為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發展理念，必須明确優良的生态環境是人類社會難以再生的寶貴财富。人類不僅需要通過發展獲取更多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還要在發展中赢得更多的生态财富。因此，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生态文明作為一種發展理念，體現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的生産生活方式以最适宜的文明方式影響自然，可以換取自然對生産力發展的最佳反饋。
四、尋求和把握經濟發展新動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在于尋求和把握新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涉及兩個層面：在生産關系層面尋求和把握發展的新動力；在生産力層面尋求和把握發展的新動力。生産關系層面的路徑是推進改革對解放生産力的反作用。在第二個層面，過去曾經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物質要素和低成本勞動力的供給已明顯衰減，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而需要轉換，經濟發展理論當需在供給和需求兩側揭示新的增長動力。
一方面，在供給側的推動力衰減時，要尋求需求側的拉動力。黨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使經濟發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費需求拉動”。① 牢牢把握擴大内需這一戰略基點，在由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的經濟增長中，尤其要重視消費需求拉動的基礎性作用。之所以必須這樣做，不隻是因為過去對擴大内需消費重視不夠，更重要的是，消費對拉動經濟發展具有以下不可替代的作用。(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突出消費對增長的基礎性作用。生活消費屬于最終需求，是經濟發展最可靠的持續動力。(2)消費需求拉動經濟發展，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學的必然要求。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直接反映公有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和分配制度的性質。(3)宏觀經濟的均衡關系實質上是生産力和消費力相匹配的均衡關系；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是發展方式科學性的綜合反映。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生産，還要研究消費。加大消費需求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關鍵是培育消費力，包括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另一方面，在供給側的物質資源投人不足時，更要尋求新的驅動力。影響經濟實際增長率的潛在增長率的供給要素，除了物質和勞動力要素的投入外，還有技術、生産力結構、管理能力、效率等方面的要素。現階段消退的供給側推動力，隻是生産要素中的物質資源、環境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在供給側還有其他動力可以開發，如創新驅動、結構調整、提高效率、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都可形成供給側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相對于需求的拉動力，供給側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更為長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激活一系列新的驅動力。
一是科技創新的驅動力。科技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和發展的基點，它在現階段的曆史地位尤為重要。(1)科技創新發展是新型的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所涉及的轉方式、調結構、綠色化都需要創新來驅動。(2)科技創新的核心是自主創新。現階段的科技創新正從過去以跟蹤模仿為主，轉向跟蹤模仿與并跑領跑同時相存的新階段。(3)科技創新與産業創新對接，培育新經濟，推動産業結構轉向中高端。(4)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産力的轉化，推動産學研協同創新，注重研發和孵化新技術，形成大衆創新、萬衆創業的大氛圍。(5)人才成為科技創新的第一驅動力。将科技創新作為新型的發展方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造。
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有要素生産率的概念，如勞動生産率、資本生産率、土地生産率等。全要素生産率概念，指的是各種要素之間有機組合所産生的集合生産率，大于各單個要素生産率的簡單相加之和，其中的差額就是全要素生産率。根據定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關鍵，在于能對各種要素起集合和引導作用的要素。在投資作為集合和引導要素的場合，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着力點是提高投資配置的效率，否則就會出現要素結構性錯配的兩種狀況。(1)投資較多地投在地産和虛拟經濟，而不是投在與新産業相關聯的物質資本和技術要素。(2) 投資偏重物質資本，忽視人力資本投資。針對這兩種狀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着力點，就是要重視對實體經濟尤其高新産業的投資，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當前特别要重視企業家對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的集合和引導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動經營者向成為有才幹企業家的轉變，放手讓企業家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條件下組合生産要素，在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過程中，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三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經濟學處理經濟問題的核心，可以概括為“選擇”和“激勵”兩個關注點。一般說來，需求側的經濟學關注的是選擇問題。即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條件下，由市場選擇資源流向，進入哪些地區、行業和企業，由充分競争的市場進行優勝劣汰的選擇，從而對企業産生外部壓力。供給側的經濟學則更關注激勵問題，以激勵市場主體能動的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原則，就是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這也應該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原則。激勵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激勵創新。科技創新不能隻是靠市場壓力，還需要激勵，包括在知識産權嚴格保護下創新收益權的壟斷、政府提供激勵性政策和引導性投資激勵等。二是克服機會主義行為。要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建立激勵性體制，克服影響供給質量和效率的道德風險這類機會主義行為，并從機制上改變“劣币驅逐良币”的狀況。三是激發企業活力。針對微觀經濟的主體，政府要減輕企業負擔，減少對企業的行政幹預，從而激發企業活力。經濟運行的細胞是企業，激勵企業活力關鍵在于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在職工和企業的關系方面，突出企業内部合作共赢的整體利益。在處理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方面，也要突出企業的上述整體利益。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不動搖。
四是結構調整的推動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如何克服城鄉二元結構的對立。在低收入階段，以農民進城為内容的城市化是驅動這一發展的強大動力。進人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二元結構的對立統一運動有了新内容，一方面是城市現代化，另一方面是城鄉發展一體化。二者都蘊藏着增加需求和增加供給的巨大空間。就後者而言，城市發展要素向農村的擴散意味着，在農村中的城鎮增長點增加城市要素及設施的供給，促進其逐漸具有産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等新功能。就前者而言，推進人的城鎮化意味着，不但使進入城市的農村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形成對城市住房和福利的新需求，還要使農民在分散于廣大農村的小城鎮實現市民化，享受市民權利，形成對當地城鎮住房和福利的需求。很顯然，在克服城鄉二元結構的路徑中，城鄉發展一體化将是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将解放、發展和保護生産力結合起來，構建系統化的經濟發展學說。可以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生産力層面的開創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