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南京大學新聞網）
核心要點：
■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刻把握國内外發展大勢基礎上對經濟治理理念的重大創新，對于解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意義重大。
■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了30多年的高增長，主要解決的問題是總量供給不足，需求側管理功不可沒。但仔細回顧一下，以往我們每一次經濟走出低谷，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其實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不可分。
■ 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管理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個基本手段，前者重點是解決總量性問題，後者重點是解決結構性問題。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取決于當時的宏觀經濟形勢。
■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有底線思維，就是要堅決守住增長和民生兩條底線，瞄準既能有效提高供給也能在短期增加總需求的領域精準發力，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重視促進就業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标。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适應性和靈活性。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可用的供給側政策工具很多，關鍵在于提高整體協同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在适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整體改善，努力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開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深刻把握國内外發展大勢基礎上對經濟治理理念的重大創新，對于解決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意義重大。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經濟增長新機制
從理論上講，經濟增長表現為生産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改善。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可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實現經濟增長。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保持經濟增長就需要靠生産要素效率的持續改善來實現。從目前我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問題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數量的增加實現經濟增長的空間已很小，通過生産要素效率的改進培植經濟增長新動力則是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了30多年的高增長，主要解決的問題是總量供給不足，需求側管理功不可沒。但仔細回顧一下，以往我們每一次經濟走出低谷，實現新一輪經濟增長，其實都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密不可分。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我國主要通過深化國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機遇擴大對外開放，成功抵禦危機沖擊，實際上就是一種供給側改革。
當前，應對新常态下中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仍需要從供需兩端發力，但重點要着眼于提高生産能力和全要素生産率，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植經濟增長新動力和新優勢。應當指出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在解決中長期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既要确立必勝信念，又要充分估計所面臨的困難，從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高度理解和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深入推進，使我國經濟在較長時間裡保持中高速增長。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着眼點是解決重大結構性問題
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管理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個基本手段，前者重點是解決總量性問題，後者重點是解決結構性問題。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取決于當時的宏觀經濟形勢。
當前，影響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大結構性問題主要有四個：一是投資與消費比例不合理；二是三次産業結構不合理；三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四是總需求結構不合理。以前，我們主要是通過增加需求來解決結構性問題，每當經濟出現增速下降時，我們就習慣于通過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等需求側管理工具來應對，也确實産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應。比如，消費需求相對下降時，通過增加投資來調節；外部需求不足時，通過擴大内需來調節。即使對産業結構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重大結構性問題，也通常能通過擴大需求政策，在高速增長過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這就導緻了各級政府對需求側管理的過度依賴。
但是，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後，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結構性問題也就無法通過高速增長得到緩解，反而在經濟出現下行壓力時更為突出。特别是近兩年來，由結構性問題所導緻的産能過剩嚴重、杠杆率高企、經濟風險上升等問題集中出現，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構成了重大制約。表面來看，這些重大結構性問題主要反映在需求側，但其根源在供給側，反映的是經濟再平衡能力較弱。比如，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不合理，反映的是國内供給體系無法滿足居民消費需求變化；三次産業結構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國生産供給過度依賴出口需求，因為可貿易品通常為制造業産品；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國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資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過高。這些問題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國經濟在規模不斷擴張的同時，供給結構跟不上需求結構變化，經濟缺乏實現自我修複和平衡的彈性。要适應新常态，就必須改變以需求側為重點的政策取向，在适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闆。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底線目标是确保在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
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不斷下行，是改革開放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回落。經濟增速的下降，盡管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必然結果，但如果經濟增速下降幅度過大，就會帶來一系列民生和社會問題。因此，确保增長和民生的底線是當務之急。
需求側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熨平經濟周期，但由于導緻當前經濟下行的主要根源在供給側，傳統的需求政策的邊際效應會加速衰減。供給側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經濟的潛在産出水平，但它對總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因此，在供給側發力，不但能有效促進長期經濟增長，也能兼顧到短期總需求不足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盡量解決供給與需求的“錯配”問題，也要适當擴大總需求，以确保穩增長和保民生的底線。
就我國經濟運行現狀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給也能有效增加總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比如，近三年來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簡政放權政策，有助于減少交易成本，提高總供給水平；同時也能提高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積極性，增加投資需求。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有底線思維，就是要堅決守住增長和民生兩條底線，瞄準既能有效提高供給也能在短期增加總需求的領域精準發力，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重視促進就業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标。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功的關鍵是提高改革措施的整體協同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适應性和靈活性。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可用的供給側政策工具很多，關鍵在于提高整體協同性。
一是加強供給側與需求側管理的協同性。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是要放棄需求側管理，而是要提高兩者的協同性。從以往實踐看，供給側政策與需求側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對立性，如降低企業稅負作為供給側政策客觀上要求降低财政支出，但需求側财政政策的實施又要求提高财政支出。因此，在當前的實踐中加強供給側與需求側管理的協同性至關重要。提高兩者的協同性，關鍵在于做好結構性文章，一方面将結構性稅收政策與結構性财政政策相結合，另一方面将貨币政策的總量管理與結構性放松相結合。具體而言，對稅收邊際成本高、稅收彈性大的領域，如小微企業，應采取結構性減稅政策，促進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激發億萬群衆的創造活力，加速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對稅收邊際成本低、稅收彈性小的領域，如壟斷性行業，可采取适當增稅的方法，達到穩定各級财政、增加财政政策空間的效果。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投入方向應從鐵路、公路、機場等傳統基礎設施行業轉向軍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農村交通水利、城鄉教育衛生以及前景廣闊的城鄉養老服務業，這不但有助于逐步淘汰水泥、鋼鐵、煤炭等傳統行業中的落後産能，同時有助于刺激高新技術、生物信息以及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貨币政策方面，由于貨币總量規模較大，繼續全面放松不利于存量的調整和優化，并且大量流動性一旦進入實體經濟，就存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風險，應繼續堅持定向調控，實行結構性定向放松政策。
二是加強短期和中長期政策的協同性。一方面，加強力度上的協同性。由于供給側政策通常具有較長的時滞效應，短期政策在力度上宜大不宜小、宜快不宜慢、宜透明不宜遮掩。中長期政策要穩，相機漸進調整，以穩定全社會的經濟預期。另一方面，加強目标上的協同性。由于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政策效應存在對立的一面，各項政策要緊緊圍繞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來制定，促進全社會創新能力不斷提高，促進生産要素的優化配置，促進人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什麼樣的供給側政策，都應力求在全社會形成正确的預期。尤其是一些事關我國長遠發展全局的改革舉措，應以提高生産要素供給效率為核心目标，不能因為經濟的短期波動而輕易變向。
三是加強解決重點領域突出問題與全面深化改革的協同性。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重“三個結合”。第一，把解決突出問題與完善市場機制結合起來。供給側之所以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主要原因在于生産要素配置存在嚴重扭曲，阻礙了經濟活力的有效釋放和生産力水平的有效提高。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着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比如農村改革，重點就是要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優化土地資源配置；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勞動力跨地區跨部門流動。第二，把解決突出問題與政府職能轉變結合起來。由于财政分權體制的存在，地方利益與中央政策難免出現不一緻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宏觀政策的實現效果。例如，目前經濟中存在的大量落後産能，主要是因為地方政府從本地利益出發，盲目引進投資的結果。因此，解決當前供給側的突出問題，必須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在繼續推動簡政放權改革基礎上着力深化财政體制改革，通過财權和事權的調整，合理設置地方收入稅種，形成對地方政府行為的正向激勵機制，使地方政府從增長依賴症中解脫出來，更加關注轄區内公共産品供給和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第三，把解決突出問題與壟斷行業改革結合起來。在理論上，企業無論大小，生産成本由其技術管理水平所決定，而交易成本與流通成本并不能被企業所左右。目前，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經營成本高，主要表現為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雙高上。對于交易成本過高問題，中央高度重視，出台了一系列簡政放權舉措，其政策效應将逐步顯現。現在的問題是，企業的流通成本過高現象仍很突出，遲遲得不到解決。因此，要降低流通成本，必須加快壟斷行業改革，使這些行業的定價機制合理化。
（作者：BETVLCTOR伟德唯一官网院長、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