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銀興：論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學維度

關鍵詞：中國共産黨  中國式現代化  經濟維度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總結的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之一是：“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現代化形态體現現代文明。這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本文從經濟學維度系統考察中國式現代化思想的形成、目标、道路、新征程的開啟以及制度創新。關注現代化道路的中國創新，可以深刻把握中國發展道路的曆史和世界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思想的探索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夢想和期盼，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為宗旨，實現現代化貫穿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曆史使命。

       在解放戰争全面勝利前夕，我們黨就開始規劃全國勝利以後的現代化建設。1945年黨的七大明确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着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争，而且是為着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争。”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明确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後，“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社會面臨着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的現實需要，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建設就此拉開帷幕，早期現代化以工業化為主要表征。195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目标，在國民經濟基本恢複後，中國共産黨正式提出了現代化的發展目标。“一五計劃”提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放松農業、輕工業”“科學進行工業布局”等内容。1954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緻開幕詞時宣布：“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内，将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周恩來同志在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的四個現代化，“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早期構想。

       随着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作用的凸顯。1957年3月，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63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上海一次講話中明确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簡稱‘四個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這裡所講的四個現代化，把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并且特别強調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關鍵作用。1964年12月，周恩來同志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曆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四個現代化”的基礎上，作出“兩步走”戰略的細化安排。可以說，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初步探索，不僅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後續中國改革和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制度基礎。顯然，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矢志不渝的宣示，“兩步走”戰略則是其具體行動指南。可惜這個現代化兩步走的進程被“文革”打斷。1975年1月，周恩來同志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又重提：“在本世紀内，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開放伊始，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概念。“我們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現代化的“中國式”主要有3個特點。

       第一，現代化的起始條件受制于國情。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時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在生産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地大物博，……但有很多資源還沒有勘探清楚，沒有開采和使用，所以還不是現實的生産資料。土地面積廣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現代化的生産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着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同志在《吸取曆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談話中指出，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态，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因此，“中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

       第三，“三步走”的現代化進程。1987年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同志繪就的現代化藍圖，制定了“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以1980年為基數，在80年代國民生産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産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這裡不僅明确了分步走實現現代化的進程，而且以人民切身感受的生活水平（溫飽—小康—富裕）作為現代化的發展階段。

       進入21世紀，得益于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導向，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個階段任務，即人民溫飽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第二個階段任務也總體達成。2002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大報告适時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包含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并作為現代化的具體階段來推進，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創造。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在我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召開了黨的十八大。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17年，黨的十九大繪就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藍圖，把即将開啟的現代化也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我國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目标順利實現的前夕，吹響了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的号角。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标，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邁進。”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啟了新征程。以下将從目标、道路、新征程開啟和制度創新4個維度研究現代化的中國式。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目标

       強調現代化的中國式，決不否認現代化的一般規律和國際标準，現代化目标狀态的共同特征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數量指标。現代化的數量目标主要是指人均GDP指标。早在鄧小平同志提出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就把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具體目标定在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擘畫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标，又進一步明确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要求。需要指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動态的。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所要達到的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2035年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說明我國的經濟需要有較中等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達到其2035年的中等發達國家的GDP水準才能說基本實現現代化。

       其次是階段性目标。根據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經濟實現起飛後有3個階段，即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群衆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指的是社會能有效地把現代技術應用到各個經濟領域。高額群衆消費階段指的是社會進入工業高度發達的時期，汽車、耐用消費品廣泛推廣使用。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涉及自然（居民生活環境的美化和淨化）和社會（教育、衛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務、社會風尚、社會秩序）兩個方面（羅斯托，2001）。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建成就相當于實現了經濟起飛。上述3個階段性特征可以看做是開啟的基本實現現代化所要達到的階段性目标。

       進入新時代後，中國推進的現代化不僅要符合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更要體現進入新時代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現代化有5個特點：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5個方面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決定性因素概括起來，一是中國的大國國情；二是社會主義要求；三是新時代特征。這種中國式現代化，亘古未有，史無前例，需要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持續奮鬥和創造。以下根據習近平經濟思想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目标的若幹定位。

（一）以人民為中心的目标定位

       中國式現代化從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起步，目标是人民生活富裕。鄧小平同志當年關于“三步走”的戰略中，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标很明确，一是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二是人民生活由小康轉向比較富裕。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經濟思想明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根據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擘畫的現代化藍圖，基本實現現代化時，人民生活更為寬裕；全面實現現代化時我國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這樣，中國式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标可以歸結為：溫飽—小康—寬裕—幸福安康。

       中國式現代化所要求的人民富裕包含哪些内容？一是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二是居民家庭财産明顯增加，居民的财産性收入随之增加。三是居民享有的公共财富明顯增加，特别是社會保障覆蓋面擴大，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四是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明顯提升。這是人民富裕程度的集中表現。特别需要關注的是，進入新時代，雖然我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說，現代化進程所要關注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僅僅是經濟的，還有文化、精神、健康、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現代化就是要解決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人民物質和精神富裕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

       世界上現有的現代化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許多關于後現代化的文獻都在批判這些國家在貧富分化等方面的現代化病。共同富裕本來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理應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要以人民群衆的切身感受為前提。生活水平、環境質量、公共服務、法治環境相對比較直接影響人民對現代化的評價和認可。習近平同志提出，“讓廣大人民群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共同富裕程度是随着現代化進程循序漸進的。根據黨的十九大關于現代化目标的藍圖，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全面實現現代化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

        當下，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了，相對貧困問題還是較為突出。相對貧困存在的原因，既有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又有分配體制上的不完善問題，還有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問題。相應的實現共同富裕有不同的路徑，縮小城鄉和區域差距主要涉及區域、城鄉二元結構現代化；縮小行業間的收入差距主要靠結構調整和市場作用；克服收入分配體制産生的收入差距，需要解決好效率與公平的包容，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顯然，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共同富裕逐步實現的過程，決不能、也絕不會出現西方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現代化與共同富裕同步推進的現代化，是富裕程度差距逐步縮小的現代化。

（二）促進人的現代化

       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目标定位還包括促進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即人的全面發展，體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的現代化，不僅是現代化的目标，也是現代化的動力。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人自身的發展，即人的身體、文化和道德素質達到現代化水準，人的文明程度和能力達到現代水平。二是人的生活方式達到現代水平，人民不僅在物質上富裕，還在精神上富有，包括受教育機會增多，政治民主、法治完備、文化繁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諸多方面。人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特有的目标。作為現代化重要方面的城鎮化，也被明确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

       人的現代化可以追溯到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馬克思的人的全面發展理論涉及兩個方面：第一，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其基本特征是人的自由的全面發展。涉及人的文化素質、道德素質和身體素質的現代化。就如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不僅需要社會生産力的高度發展，存在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用于創造科學、藝術等活動，也需要生産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造就全面發展的人，還需要發展支持人的全面發展的文化、教育和科學。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充分重視社會發展和精神文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第二，基于“現代工業的基礎是革命的”科學判斷，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随着生産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不斷地使社會内部的分工發生革命。……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由此，對工人提出的生死攸關的問題是，“用那種把不同社會職能當作互相交替的活動方式的全面發展的個人，來代替隻是承擔一種社會局部職能的局部個人。”因而，“工人階級在不可避免地奪取政權之後，将使理論的和實踐的工藝教育在工人學校中占據應有的位置。”馬克思設想未來社會生産力高度發展，舊的社會分工被消滅，教育和文化事業高度發達。基于教育在人的現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現代化應先行。相應的，“教育與技術賽跑”，實現人的知識全面發展、人的能力全面發展和人的才能全面發揮，足夠應對科技和産業變革導緻的勞動職能的不斷變革。

       人的素質和能力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之基。相比物質資本，人才資源才是第一資源，人力資本才是重要的現代化資源。高質量發展以高質量人才為支撐，不僅需要培育企業家人力資本，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還需要培育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社會主義現代化所要求的人的現代化，可以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界定。包括：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準則。

（三）由追趕型現代化逐步轉向趕超型現代化

       現代化并非新名詞。長期以來，發達國家現代增長的曆史進程被作為現代化的樣闆，與此相對應，現代化意指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追趕先行現代化國家的過程，即追趕型現代化。如此，就有将中等發達國家和高等發達國家分别作為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全面實現現代化的追趕目标之說。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現代化不能停留在追趕意義上，最終目标定位是趕超發達國家，這是由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時代的特殊國情和社會主義目标決定的。首先，新時代社會生産力水平基礎穩固。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說，我國社會生産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産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在這樣的生産力基礎上推進現代化，已不完全是在發達國家之後亦步亦趨，應該有由追趕到趕超的目标和戰略。其次，雖然我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階段設定的目标是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具有追趕性質；但全面實現現代化目标是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目标顯然超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水準。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在“三步走”現代化戰略所說的：“要證明社會主義真正優越于資本主義，要看第三步。”這第三步就是趕超。

       無論是追趕還是趕超，都是發展社會生産力問題。迄今為止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達到現代化水平。在此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要建立自己的物質基礎，就需要着力發展社會生産力，使之達到并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從現代化角度講發展的生産力是先進社會生産力，也就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現代生産力。其實，先進社會生産力是動态的概念。就像馬克思所說，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是革命的。現在我國達到的生産力水平已經大大超過馬克思當年所處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但仍然不能說我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已經建立起來，原因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依賴其先行優勢，不斷地創新技術，創新産業，由此其生産力達到了更高的水平。在這樣條件下中國式現代化，應該以現階段發達國家所達到的生産力水平作為先進社會生産力的參照系。一百多年前講先進社會生産力是機器大工業，現在是以信息化數字化為代表的新興的高科技産業和綠色産業。

       由追趕型轉向趕超型關鍵在科技先行現代化。改革開放開始以後我國通過模仿和引進跟蹤世界科技，明顯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科技差距。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在更多領域并跑、領跑。所謂并跑，是指與國際接軌。所謂領跑，是指與未來接軌，直接瞄準國際最新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成為某個領域的領跑者。由跟跑轉向并跑和領跑，不僅要求中國科技的自立自強，而且體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由追趕轉向趕超。正因為如此，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标是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進入前列就意味着趕超發達國家的科技。科技的趕超是最終實現現代化趕超的先導。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标。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

       經濟學家對現代化的研究更為關注其進程和戰略，諾獎得主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突出現代化進程的描述（西蒙·庫茲涅茨，1989）。其中包括：需要經曆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科學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農業比重的下降，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即著名的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這些過程對中國所要推進的現代化進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其道路和進程則是中國式的，效果也非常明顯。

（一）四化同步

       就如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所說，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曆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迹。其經驗就是2013年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後來居上，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将經濟現代化歸納為這4個領域，并突出并聯式的四化同步，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創造和經驗。

       首先，工業化與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在200多年前工業化起步，其工業化以剝奪農民為代價。如馬克思所說的，使彙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其後果是農業和農村的凋敝：“破壞着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它們是在實現工業化以後再來逐步解決農業農村問題，因而其整體的現代化需要漫長的過程。

       我國原先是農業大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農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經過程，新中國建立後50年代的國家工業化，從無到有建立起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大規模的工業化則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通過發展鄉鎮企業推進農村工業化，一般的工業化過程都在城市進行。中國工業化則是在農村推進。工廠、企業辦在農村城鎮，或者以鄉鎮工業為基地新建城鎮。從農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進入城鎮的非農産業就業，創造了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工業化同城鎮化同步推進，反哺農業。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當年工業化時産生的農業和農村凋敝的現象。同步發展農村小城鎮，創造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城鎮的城鎮化道路。後來發展外向型經濟，大舉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外商合資合作，工業化進入質的提升階段。這一過程對城鎮化的帶動作用也非常明顯。一方面吸引外資的開發區基本上都是建在當時的農村，是地域的城市化。另一方面開放地區及城市工業迅猛發展，離土不離鄉的農業剩餘勞動力開始離土又離鄉進入沿海和發達地區，開始了城市化進程。再一方面在城鎮的鄉鎮企業也在與外資合作合資及改制中脫去“鄉鎮”的外衣。顯然，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并聯”推進，不僅是在較短時期内實現工業化，而且明顯加快了城鎮化進程，同時促進了農業發展。2011年，三次産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第一産業10.1%，第二産業為46.8%，第三産業為43.1%。标志着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與此同時，城鎮化同步發展，2011年的城鎮化率達到51.27%。工業化和城鎮化促進了農村繁榮，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富裕了農民。

        其次，工業化同信息化融合發展。西方發達國家是從第一次和第二次産業革命先後開始推進工業化的。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出現了以微電子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新型材料技術為标志的新技術革命，簡稱為信息化。因此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後進入信息化階段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進入了工業化階段，通常的邏輯是追随發達國家，也是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結果是不但跟不上發達國家，距離還在進一步擴大。

        中國的工業化起步較晚，但在工業化還沒有完成就趕上了信息化的浪潮。在此背景下，我國的現代化緊緊抓住了信息化的機會，不走西方國家先工業化、後信息化的老路。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發揮後發優勢，實現社會生産力的跨越式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黨的十七大提出：“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黨的十八大提出：“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是黨的十八大作出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進入新時代後，工業現代化同信息化融合，以信息化推動工業化，使工業等産業的技術基礎發生革命性變化。例如一般的工業化都會經曆重化工業階段。這個階段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的特征。信息化則可能跨越這個高消耗高排放的階段。現階段的信息化已經發展到移動互聯網化。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互聯網+”平台不僅創新了新産業，而且使許多傳統産業部門一躍進入現代産業體系。我國制造業水平的提升，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明顯縮短，很大程度上要歸之于信息化的帶動。

       實踐已經證明，“并聯式”的四化在中國大地上取得了成功。2020年産業增加值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一、二、三産業的占比分别為7.7%、37.8%和54.5%。城鎮化率也達到63%。這意味着我國的以降低傳統農業部門比重為标志的工業化，農民進城意義的城鎮化都基本到位。黨的十九大及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要求，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新時代推進的現代化需要繼續堅持走四化同步的道路，但必須準确把握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在新時代的新内容，并且根據四化同步的要求，補齊現代化的短闆。這是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工業化轉向工業現代化。新時代工業化的任務不是進一步提高工業比重，而是更加突出工業現代化。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要求，在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基礎上推進新型工業化。所謂新型，突出在3個方面：一是制造業基礎高級化：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建設制造強國；二是推進低消耗、低排放的工業綠色化，如期實現國家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标；三是圍繞産業鍊部署創新鍊，推進産業鍊現代化。

       第二，城鎮化轉向城鎮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其現實要求是由農業人口城鎮化轉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平等享受市民權利。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引出兩個方面的現代化問題。一是城鎮城市化。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不僅要求城鎮轉移人口市民化，也要求留在農村的農民不進城也能享受市民權利，實現農民市民化。現有城市無力承擔如此大規模的轉移人口全部轉為市民，就像當年城鎮消化農業剩餘勞動力一樣，當今城鎮承擔着農業轉移人口和農民市民化的雙重重任。為此，需要增強城鎮的産業發展、公共和商業性服務、吸納就業和人口集聚功能。特别需要在城鎮均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使轉移人口和農民在城鎮就能享受市民權利，滿足包括農民在内的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二是城市現代化。城市是現代化的中心，現代化的策源地和動力源。城市現代化水平越高，周邊農村區域的城鎮和鄉村的現代化水平也越高。因此城市現代化的要求：一是“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成為人民群衆高品質生活的空間”；二是“城市發展不能隻考慮規模經濟效益，必須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統籌城市布局的經濟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這意味着城市現代化不是單純的經濟發展，而是産、城、文化、生态的融合發展。在城市現代化基礎上，推動城市發展的勢頭和要素“化”到農村，相應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實現城鄉一體的現代化。

       第三，補農業現代化的短闆。相比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我國農業現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闆。“農村絕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城鎮化要發展，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也要發展，同步發展才能相得益彰。”已有的農村改革，無論是實行聯産承包責任制，土地所有權與承包經營權分離，還是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雖然提高了農業生産率，但沒有改變農業的弱勢地位，農民低收入根源在于農産品附加值低。農業現代化出路在改變農業發展範式，由目前的提供剩餘農産品和剩餘勞動力的剩餘範式，轉向品質和附加值範式。如此，不僅有助于滿足人民對農産品品質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提高農産品附加值，從根本上改變農業的弱勢地位，增加務農農民的收入。其瓶頸是農業缺乏現代發展要素，包括現代農業科技和經營農業的高水平人力資本，為此，既要引入科技要素，又要解決好誰來種田，關鍵是吸引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推進的土地所要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鼓勵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是農業現代化的土地制度保證。農業現代化需要引入現代發展要素，尤其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其基礎是鄉村振興，涉及産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态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鄉村振興與農業現代化是互動的。農業現代化為鄉村振興提供産業支撐，鄉村振興則為農業現代化吸引現代生産要素。

       第四，信息化為各個領域的現代化賦能。“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新時代推進的現代化需要抓住信息化的發展機遇，信息是科技更新最快的領域。迄今為止，以信息化為代表的科技和産業革命仍在持續，智能化、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新技術不斷湧現。信息網絡技術和服務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也緻使各個産業的技術基礎發生革命性變化。首先，中國式現代化要加快推進信息化的現代化，在信息化上進入世界前列。一是要加強信息網絡等新基礎設施建設；二是突出信息科技創新，為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三是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信息化進入數字化階段，涉及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兩個方面。依靠信息化和數字技術，建設網絡強國，指的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術為提升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重要動力的廣泛經濟活動。其次，信息化為各個領域各個産業的現代化賦能。信息和數字化成為各個産業高級化的基礎。一是信息和大數據成為最關鍵的戰略資源，将被轉化為現代的智力工具。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是要實施生産的自動化，智能化。二是依靠信息技術推動高科技産業化。不僅要在現有産業中采用高科技，提高産業的高科技含量，更為重要的是直接發展一部分高科技産業，如微電子産業、信息産業、生物工程産業、新材料産業等等。三是利用信息技術圍繞工業産品研發設計、流程控制、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環節，提升自動化、智能化和管理現代化水平。

（二）區域協調

       在發展中大國推進現代化面對的是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協調，現代化涉及區域協調。後發展地區經濟的落後大都歸結為上述四化的落後。四化同步就成為後發展地區實現現代化跨越的路徑。根據共同富裕要求，我國到2035年要求全國範圍不同地區都要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意味着，不能隻是關注城市和先發展地區現代化的先行，更要關注農村和後發展地區現代化的跨越。

       中國是發展中大國，各個地區的資源禀賦、文化傳統、産業結構存在很大差異，各個地區的現代化不可能千篇一律，現代化路徑也應當因地制宜。具體而言，有些地區農業比重大，有些地區工業比重大，但不影響各自基本實現現代化。但是對一些剛剛擺脫絕對貧困的地區來說，要進入現代化的軌道并實現現代化的跨越，還是需要補上四化同步的短闆，包括補工業化的短闆，補城鎮化的短闆，補農業現代化的短闆，補信息化的短闆，以進入現代化的同一起跑線。

       後發地區是現代化的“窪地”，缺乏内生的發展資源和動力，比如創新、人才、基礎設施等要素。後發地區實現現代化的跨越，不僅需要内生動力還需要外力推動。現代化的區域協調需要先發展地區的發展要素流向後發展地區，這不僅與市場環境下要素自由流動方向相悖，還面對着行政區域的分割。中國式現代化利用制度優勢促進要素的一體化流動，這就是建立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現代化區域體系。協調聯動要求先發展地區支持後發展地區同步邁向現代化，對雙方都有需求和共同的利益。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優勢所在。現代化的協調聯動主要包括：産業一體化；創新一體化；交通信息設施的一體化；建雙向的“飛地經濟”，即先發展地區可以到後發展地區建各類工業園區。後發展地區也可到先發展地區建研發機構，利用先發展地區的科技力量和人才，研發自身所需要的可以實現産業化的新科技。這種現代化的區域協調，需要對各地政府的經濟核算、稅收分享、人才政策等方面作一體化制度安排，不僅要打破行政壁壘，還應具有激勵導向作用。調整區域發展政策導向，将改革發展政策更多向後發展地區傾斜。根據後發展地區所處發展階段的特征，為其提供一定的發展機會和條件。

（三）綠色發展

       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大多是在工業文明時代推進的，當時資源和環境的約束相對寬松。地球上絕大部分地區還處于傳統農業社會，因而先行國家可以無所顧忌、無障礙地掠奪國外物質和環境資源來支持其高消耗、高排放的工業化。其後果就是習近平同志所說的，“人類社會在生産力落後、物質生活貧困的時期，由于對生态系統沒有大的破壞，人類社會延續了幾千年。而從工業文明開始到現在僅三百多年，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産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現代化，但已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

       中國式現代化是由工業文明時代轉向生态文明時代的現代化，一方面已經不具備早期發達國家現代化進程擁有的資源和環境；另一方面潔淨的空氣、幹淨的水和無污染的食品已經成為當前老百姓切身感受到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國式現代化不僅要克服長期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所遺留的環境和生态破壞問題，還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态财富需要。如黨的十九大所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美麗中國成為現代化的重要目标。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了中國力争于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表。無論是碳達峰，還是碳中和，其時間都顯著快于西方發達國家同等條件下的時間表。這表明，中國式現代化不能仿效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一開始就要走綠色發展、低碳發展的道路。

       上述在發展中大國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展示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四、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高質量開啟

       在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基礎上，高質量開啟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實際上面臨兩大新課題。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經濟由大變強。拉美一些國家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試圖推進現代化，但遲遲進不了高收入國家行列，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式現代化則找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路徑，就是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持續發展、更高水平發展，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是對經濟發展規律性認識的理論升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理念。通過轉變發展方式高質量開啟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主要涉及3個方面：一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二是轉換發展動力，三是構建新發展格局。這3個方面可以說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由大變強的創新性路徑。

（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總體性布局

       以貫徹新發展理念開啟現代化新征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重要體現。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思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僅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由小康社會建設轉向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總體性、基礎性安排。

       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概括，現代化經濟體系涉及到了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的各個方面。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是要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調發展。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是要形成市場準入暢通、市場開放有序、市場競争充分、市場秩序規範的現代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是要實現收入分配合理、社會公平正義、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是要實現區域良性互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是要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是要發展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是要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這七大現代化經濟體系可以歸納為高質量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的三大系統。一是現代化的支撐系統，涉及産業體系、城鄉區域發展體系和綠色發展體系。二是現代化的動力系統，涉及收入分配體系和全面開放體系。三是現代化的國家治理系統，涉及市場體系和經濟體制，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具體體現。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這些内容是對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創新和豐富。

       提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概念，并且以此來全面開啟現代化新征程，可以說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創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質量、效率、動力三大變革，重要舉措主要包括：一是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築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二是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三是積極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優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布局。四是着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提高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國際競争力。五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

（二）創新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創新是現代化的第一動力。從黨的十八大起，我國就明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1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把創新同改革并列為發展的根本動力，強調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式現代化要求建立創新引領的現代産業體系。其前提是科技先行，不僅需要原創性創新成果，而且要突破發達國家的圍堵和遏制，科技自立自強是重要支撐。

       第一，科技創新要順應科技現代化的時代趨勢。前兩次現代化浪潮——機械化和電氣化，基本上是由技術創新直接推動的，新科技從發現到應用相隔較長的時間。當前現代化與過去不同，科學發現到應用（尤其是産業創新）幾乎同時。這意味着當今時代現代化的直接推動力是以新科學發現引領的科技創新，其效能遠超技術創新，創新階段上延到發現新知識的基礎研究（也即是知識創新）階段。關鍵核心技術是國之重器，這就要求基礎研究的核心技術導向，尤為關注國際前沿核心技術創新。

       第二，實現科學成果迅速轉化為新技術的跨越。目前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創造新産業、引領未來發展的科技儲備遠遠不夠，産業還處于全球價值鍊中低端。”為此，需要打通從科技強到産業強、經濟強的通道，解決好從“科學”到“技術”的及時順暢轉化，建立有利于創新成果産業化的機制和通道。科技現代化落實在産業現代化上，也就是将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轉化為自主可控的現代産業體系。所謂自主就是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擁有自主知識産權，所謂可控就是在關鍵環節不受制于人。

       第三，産業鍊現代化。其内容是圍繞産業鍊部署創新鍊、圍繞創新鍊布局産業鍊。當前的國際競争主要表現為全球産業鍊的競争，科技水準、成本和市場直接影響産業鍊環節的布局。一些發達國家為了阻礙中國的崛起，在高科技環節上對中國企業斷供，造成多條以我國為主的産業鍊的國外高科技環節“斷鍊”。要将這種壓力和挑戰轉換為中國産業鍊現代化的機遇。“要以培養具有核心競争力的主導産業為主攻方向，圍繞産業鍊部署創新鍊，發展科技含量高、市場競争力強、帶動作用大、經濟效益好的戰略性新興産業，把科技創新真正落到産業發展上。”面對有些零部件國際供應商對整條産業鍊可能的壟斷和封殺，不僅要推動産業邁上全球價值鍊中高端，還要增強自身産業在各條産業鍊上的供給和配套能力，克服産業鍊上對國外供應商的技術依賴。在這類産業鍊環節上部署創新鍊，對關鍵技術進行科技攻關以實現國内替代。其路徑就是“提升産業鍊供應鍊現代化水平，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

       中國式現代化在創新引領方面具有舉國一體的制度優勢。“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獨特作用，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發揮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創新主體作用，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攻堅體制。”這種制度優勢的實現形式就是知識創新主體和技術創新主體的協同和合作。知識創新主體解決創新的前沿科學導向，技術創新主體解決創新的市場需求導向。孵化新技術的環節和平台就成為産學研協同創新的交彙點。

（三）新發展格局中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外部環境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曾經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國式現代化路徑是靠外還是靠内終究存在路徑選擇問題。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除了國内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外，在發展格局上過分依賴國際市場和國外投資。這說明現代化是買不來，也讨不來的。尤其是中國越是接近現代化，外部約束會越緊。

       在新一輪科技和産業變革蓬勃興起的同時，一方面是地區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另一方面是國内經濟強勢發展，内需潛力不斷釋放，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國内市場優勢。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同志敏銳地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且明确這同時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新發展格局是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後的現代化格局，涉及對内和對外兩個方面以及二者的聯通。

第一，培育和依靠現代化的内生動力。依托超大規模的國内市場，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抓住擴大内需這個戰略基點，通過繁榮國内經濟、暢通國内大循環可為我國現代化增添動力。生産、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内市場，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内需求的适配性，就可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态平衡，由此産生現代化的内生動力。

       第二，有效利用外部資源和市場。新發展格局體現開放發展的理念。參與國際循環的基礎由資源禀賦的比較優勢轉變為新的比較優勢，即競争優勢。服從于現代化的需要，出口導向的開放型經濟轉向内需導向的開放型經濟，實質是現代化需要導向，注重産業升級，特别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占領科技和産業的世界制高點的需要。内需導向的開放突出以創新需要為導向，着力引進創新資源（尤其是創新人才），進行開放式創新，以創新處于國際前沿引領産業創新的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

       第三，新發展格局是開放的、相互促進的國内國際雙循環。新時代的現代化需要“站在國内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我國和世界的發展。”具體要求：一是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利用超大規模的國内市場，以“進”促“出”；二是“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國際投資合作水平；三是引資、引技、引智并重，重視引進促進現代化的發展要素；四是全球産業鍊環節的國際國内布局并重，促進産業鍊現代化。

五、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保證

       現代化需要制度創新先行。對經濟現代化來說，制度現代化是基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組成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獨特的創造，也可以說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保證。在此基礎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方面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兩個體系：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習近平同志認為這種結合是需要在實踐中破解的“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聯系中國實際，破解這個難題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制度創新的特色。其中，市場着力從效率方面推動現代化，政府則是從協調和共享方面實現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目标。實現這個目标，既需要市場現代化，也需要政府現代化。

（一）現代化的市場有效推動現代化

       從效益和效率方面推進現代化的制度基礎是市場經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談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時指出，“在發展中國家沒有可靠的市場價格體系，企業家的供應有限，需要進行大的結構變革”（邁耶、斯蒂格利茨，2003）。在中國，這個大變革就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起這種作用的市場是現代市場。

       推動現代化要求調節資源配置的市場實現現代化，着力在有效市場建設上。市場經濟在發達國家已經有着上百年的發展曆史，無論是市場體系還是市場組織都趨于完善。而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曆史還比較短，市場結構和功能都有待完善，市場秩序也需要進一步規範。雖然我國市場經濟起步晚，但标準要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培育和規範，加快推進市場現代化。

       在經過接近40年市場化改革的基礎上，黨的十九大明确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兩個改革重點：一是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确、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二是完善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完善公平競争制度，強化競争政策基礎地位的要求。這些可以說是促進市場現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目标是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體要求是：首先，建設高标準市場體系。這是築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之基。市場體系是要素市場配置的載體和平台，高标準建設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着力點在于推進要素市場建設，需要統籌金融、土地、技術、勞動力和數據等市場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要素流動自主有序、要素配置高效公平。其次，維護市場經濟公平、充分的競争本質。所要強化的競争政策主要表現在：市場主體的培育以競争為基礎；産業組織政策以競争為基礎；市場秩序建設以規範競争秩序為基礎。特别需要建立和完善針對新經濟業态的競争秩序建設，如互聯網平台經濟競争秩序建設，既要反壟斷，又要反不正當競争。

（二）現代化的政府推動現代化

       針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研究發現，“大多數經濟增長的成功事例都涉及高度的政府幹預。”（邁耶、斯蒂格利茨，2003）因而，政府同市場并不完全是對立的替代要素，二者互為補充，甚至是構成經濟體制的必要因素。“在處理市場失靈（如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場、動蕩的外部性、規模收益遞增、多重均衡和路徑依賴性），提供公共物品，滿足教育、健康、減少貧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優化要求，提供物質和社會基礎設施，以及保護自然環境等方面，政府仍然具有廣泛的功能”（邁耶、斯蒂格利茨，2003）。根據發展中國家經驗，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都需要政府推動發展。中國制度優勢決定了我們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制度表征，政府在推動現代化方面的有為除了培育市場和推動開放外，更為突出在以下3個方面。這同時也是政府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中特有的。

       其一，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在我國，制約長期發展的主要是經濟結構問題，尤其是産業、城鄉和區域結構，結構性問題不僅在于其失衡，尤為突出在處于低水準。針對經濟結構問題，固然要充分發揮市場優勝劣汰和自由選擇機制，但是對發展中的大國而言，經濟結構調整顯然不能完全靠市場自發調節。前瞻性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有重點的扶持主導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都需要國家的産業和科技政策來引導。面對城鄉和區域結構失衡，也需要政府來協調，如此才足以促使發展要素由先發展地區流向後發展地區，打破市場經濟環境下後發展地區發展要素稀薄的魔咒。

       其二，推動創新。一般說來，市場競争能夠提供創新動力，技術創新也需要市場導向。但是對科技創新而言，隻是靠市場是不夠的，原因在于“任何情況下，市場都不可能對創新提供最優的激勵”，因此政府發揮更大作用的方面“是作為創新的推進器”（邁耶、斯蒂格利茨，2003）。原因有兩方面：第一，創新的知識和技術具有外溢性，社會可以從中得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并不會隻是收斂到某個個人。第二，标準的市場經濟理論隻是解決市場對已有資源的配置，而創新不是配置已有資源，而是創造新資源。重大科學創新計劃、集成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引導孵化新技術、為集聚創新要素而進行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建設創新的新基建等基礎設施等，都需要政府有為。

       其三，促進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絕不能出現習近平同志所指的“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兩極分化現象。政府主導的再分配環節起着關鍵性作用，其主要路徑有4個：第一，完善累進的所得稅制度和累進的财富稅制度，以縮小收入和财富差距。第二，促進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如優質教育資源和醫療資源在城鄉、區域配置均等化。第三，完善針對相對貧困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要進一步提升在脫貧攻堅中推進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三保障的水平，還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的範圍，特别是增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内容。第四，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不同區域、城鄉在發展中實現共同富裕。

       上述政府推動現代化職能提出了政府調控機制現代化的要求。推動現代化的有為政府應該是現代化的政府。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内在要求。”宏觀調控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的，“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财政、貨币、産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首先是穩增長調結構調控機制創新。促增長的關鍵是保障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同拉動經濟增長。明确宏觀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将其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标取向和運用依據，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差别化地定向調控。其次是經濟調控手段創新。“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供給側調控重在解決結構問題，注重長期，二者都是實現高質量推進現代化的有效方式。最後是經濟安全保障機制創新。現代化的進程不能被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所打斷，統籌發展與安全是政府調控的着力點。強化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和能力建設，提升糧食、能源、金融等領域安全發展能力。

六、結束語

       現代化不是隻有西方現代化一種模式，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正在堅定不移沿着中國共産黨人開創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前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經濟現代化方面的中國特色非常鮮明：一是社會主義特色，強調共同富裕；二是内容特色，強調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三是道路特色，突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強調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四是制度特色，着力從市場現代化和政府現代化方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也是現代化的一般理論與中國國情結合的道路。這是發展中大國特有的現代化之路。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經得到實踐的檢驗，并将在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創造新的偉大實踐。我國2010年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2019年以來連續兩年人均GDP過1萬美元。當前，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開啟了現代化建設新征程，并将在2035年實現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成功。中國道路得到世界認可的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也将得到世人認同。堅定不移沿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前進，本世紀中葉必然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來源：《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