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長江學者
學者簡介：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管理學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5年），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2018）。長期緻力于産業經濟學等領域研究，以國際化視野與方法追蹤國際學術前沿。在國際SSCI雜志發表論文50多篇。2002年以來，持續在國内頂級經濟學期刊《經濟研究》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8篇。
記者：能否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學術曆程和主要研究成果？
安同良：1997年，我成為南京大學企業管理系博士。五年博士的訓練，使我成長為一名專業學者，這五年也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個分水嶺。2004年，我的博士論文《企業技術能力發展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博士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對企業技術能力作了系統思考，設計了技術後進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發展的五段式模式——（技術）選擇、獲取、消化吸收、改進和創造。到目前為止，這五個階段在中國還在不斷地被驗證。
多年來，我主要圍繞産業經濟學、創新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在學術研究過程中，我的一個特點是比較注重國際視野。2002年開始，我與荷蘭Alcorta教授合作，在國内率先進行微觀創新調查。與國際學者的合作，促使我将問題放在全球版圖中進行思考。另一個特點是立足中國發展與轉型中的現實問題，努力探尋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微觀路徑和策略。比如2002年，我在《經濟研究》發表了一篇關于價格戰的論文。價格競争是企業慣用的策略行為，從這個現象出發，我揭示了易發生價格競争的産業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分析處于該環境中企業的戰略行為，給出了一些避免惡性價格戰的戰略建議。
我的學術道路，正像中國制造一樣，也存在着一個從模仿到創新的過程，但在治學過程中，我盡量追求原始創新。2009年，我在《經濟研究》發表了一篇關于企業為獲取R&D（研究與開發）補貼發送虛假創新類型信号的論文。中國作為技術追趕型國家，R&D補貼是激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的關鍵政策手段，但在現實中，也出現了一些企業故意騙取政府R&D補貼的行為。針對這種情況，我和我的團隊原創性地建立了一個企業與R&D補貼政策制定者之間的動态不對稱信息博弈模型，為甄别企業的真實創新類型提供了可信的方法，同時給出了提高政府R&D補貼效率的可行性政策建議。
記者：您近期主要從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安同良：中國制造正在世界崛起，紡織和服裝業、機械制造業與電氣電子産品制造業、互聯網消費等，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但我們有很多技術和産品，還在跟跑中。如何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跨越，是我最近關注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主要研究和破譯中國哪些企業、哪些産業達到了世界領先，達到了世界領先的企業和行業，其内在的機理是什麼，試圖從經濟學角度總結出具有普适的規律。
今年3月，在中央财經大學舉辦的首屆互聯網與數字經濟論壇，吸引一些團隊來研究互聯網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我的研究焦點在于互聯網對中國經濟地理格局的重塑。過去，很多産業依賴于集聚發展，但随着互聯網的崛起，很多制造業産業不再過度依賴于地域上的小集聚。
記者：作為制造業大省，江蘇如何從“江蘇制造”向“江蘇智造”邁進？
安同良：創新是“江蘇制造”向“江蘇智造”邁進的必由之路。即使大部分的技術創新隻是在江蘇本地市場或者本公司内部，江蘇制造業企業仍存在着很高的技術創新率。企業創新的動力不是财務因素，更重要的是保持公司的全面競争力。此外，提高産品的質量也是公司的主要技術創新動力之一。技術創新的阻力也不再是資金問題，而是知識問題——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和創新型人才。
我有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要引智，智就是人才。創新帶有不确定性，這就需要在政策上給予他們更多的尊重和包容。另外，一個城市房價過高，對人才的吸引力會下降。對一些相對發達的中心大城市來說，這個問題要引起足夠的重視。
如何引智？要有良好的學術氛圍和團隊氛圍。應該說，知識的個人英雄時代已經過去了，觀點的碰撞、知識的傳承，都需要面對面的交流，都需要團隊協作，才能把創意變成産品。對某一個人才的引入，如果沒有産業支撐，沒有團隊的支撐，沒有良好的文化氛圍，往往很難成功。有些科學家、企業家，希望有好的競争對手，就是希望在良性競争中實現更快發展。
記者：企業應該如何推進技術創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安同良：創新抱負是第一要素。要在自主創新過程中樹立技術領先的雄心壯志，不能隻滿足于技術獲取的拿來主義以及複制性模仿，滿足于産品的短期競争力。所有的領先型企業，都有遠大的創新抱負。我國要真正實現自主創新戰略，需要一批像華為那樣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企業。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創新是企業家的本質，企業家是否具有創新精神至關重要。為此，在自主創新戰略制定過程中，要以技術能力高度化與技術立國的遠大抱負為導向，激發企業家的創造力。
企業在審視自己産業技術發展路徑的前提下，作出與之相契合的技術戰略。如果該企業的技術發展是漸進式創新，即産業技術正在成熟或已經成熟，可以采取追随戰略。即使采取技術追随戰略，也不應該被短期利潤最大化目标所牽引，而應長、短期利潤最大化相結合，依次采取複制性模仿與創新性模仿戰略。如果該産業的技術發展是“無人區”，處在根本性創新過程，企業應勇敢地采取領先戰略。
具備創新的全球視野。華為在成長過程中，充分整合了全球的創新資源，在國内廣泛開展産學研合作，在國外設立多個研發中心，通過利用創新資源，快速地掌握全世界領先的核心和關鍵技術，并始終保持在通信行業的技術領先地位。這裡需要強調的是，較強的自主研發能力是整合全球創新資源的基礎。我國企業在開展自主創新過程中，也必須具備這種創新的全球視野，将全球的資源為我所用。
為企業創新建立制度性支撐和社會性支持。企業内對創新的組織形式、對創新的激勵，要有制度安排。同時，創新抱負不能依賴于企業家自身，政府部門、社會要為企業創新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記者：技術轉移是企業實現技術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區域競争力的重要源泉。如何推進技術轉移，促進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
安同良：在國際視野下，技術轉移已演變為一個規模從小到大、行為主體從單一到多元化的過程，并已成為企業、政府、大學和中介組織都廣泛參與的發展戰略。通過促進技術轉移來催化科技創新、發展高技術産業調整、優化産業結構、加速區域經濟和科技發展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的大勢和主流之一。因此，在大力倡導自主創新的同時，應充分重視和促進技術轉移，以技術轉移戰略全面提升長三角城市群競争能力。
除了以外商直接投資、國際貿易等方式吸引外國技術外，各地應建立和完善國内技術轉移體系，如壯大本地區技術中介服務機構、培育與區域經濟發展相适應的特色産業集群以及推進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技術成果轉化。長三角三省一市的資源禀賦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以及産業結構也不盡相同，各地應當重點發展特定的技術轉移渠道，建立符合地區發展特征的技術轉移模式，從而使得技術轉移對地區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達到最大化。
記者：您對青年學者治學有何建議？
安同良：首先，我認為要有學術抱負。要将學術研究放在全球知識版圖中，緻力于做原始創新。其次，作為中國學者，要對中國問題進行研究，要解決現實問題，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添磚加瓦。再次，要有先進的方法，要吸收現代經濟學發展的一些好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國博弈環境下，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角來看待現實問題。
記者：您能否為《思想周刊》寫一個寄語？
安同良：求真、創新。
轉自《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