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必要性
區域循環是國際“大循環”的組成部分。中國與東亞地區各國地緣接近、文化相通，特别自改革開放以來，東亞各國積極提升經貿合作深度，尋找相互補充、合作共赢之處，江蘇與東亞地區已形成利益共同體。
一是緩解美國帶來挑戰的迫切需要。從參與經濟全球化角度看，我省産業發展主要是在融入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産業鍊供應鍊分工體系中實現的。然而，近年來美國掀起了逆全球化思潮，發起了對華貿易摩擦并不斷升級。尤其是在當前全球疫情蔓延的影響之下，美國更是以産業鍊供應鍊安全為借口，變本加厲地升級對華經貿摩擦，破壞我國的産業鍊、供應鍊，尤其是科技鍊。美國市場一直是江蘇外貿重要地區，是江蘇産業鍊供應鍊中重要的樞紐和節點。在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江蘇産業鍊供應鍊安全性和穩定性面臨巨大挑戰，全球産業鍊供應鍊面臨斷裂的風險。因此，産業鍊供應鍊穩定安全是當前和今後一個較長時期需要關注的大事。保持産業鍊供應鍊的穩定性和競争力，江蘇應進一步擴大開放。其中，産業鍊供應鍊的區域化是個出路。為此，深化與東亞國家特别是與日韓的合作，推進東亞産業鍊一體化，不失為一條有效的路徑選擇。
二是順應全球産業鍊新發展趨勢的長遠需要。美國發起并不斷升級對華經貿摩擦，其目标，一是遏制中國科技進步勢頭，保持技術上的絕對領先地位；二是促進制造業回歸；三是達成近岸外包，實現某種程度的供應鍊區域化；四是實現供應鍊多元化，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上述目标中，制造業回歸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盡可能地實現近岸外包以及減少對中國産業鍊供應鍊的依賴，在産業鍊供應鍊上實現與中國部分程度“脫鈎”，則是極有可能出現的結果。從其目的上看，美國的做法表面上是出于對産業鍊供應鍊安全性考慮，深層次意圖實為壓制中國崛起。應該看到，即便是經濟和科技大省的江蘇，許多産品的核心零部件和裝備制造等關鍵環節嚴重依賴進口的局面尚未改變，通過加大研發投入和創新來提升需要經過一定時間，并且可能面臨缺乏基礎領域研究、高端人才和尖端技術來源支撐等瓶頸制約。因此，在通過自主技術攻關掌握核心技術的同時，必須主動參與和融入國際大循環體系。在中美關系處于複雜多變的今天，加強與日韓等東亞發達經濟體的合作，無疑是現實的選擇。
三是以開放維護産業鍊供應鍊穩定安全的戰略需要。應對當前全球産業鍊供應鍊面臨斷裂的危機和風險，閉門造車顯然是沒有出路的。如果将産業鍊供應鍊的穩定性和安全性，錯誤地理解為不斷提升産業内向化發展，那麼這種做法其實正中美國下懷。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對外開放首先要支持、維護産業鍊的開放，産業鍊供應鍊的穩定性和安全性也隻有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得以保證。我們要因勢利導，破除我省産業鍊供應鍊對外部市場依賴過度集中的弊端，同樣需要在實現區域合作“多元化”中化解風險。深化江蘇與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合作，對于暢通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江蘇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可行性
第一，共建具有亞洲區域價值鍊的現實基礎。全球産業鍊供應鍊本身就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比如目前全球價值鍊中就包括三大區域價值鍊，即東亞—東南亞價值鍊、北美價值鍊和歐洲價值鍊。中國經過幾十年尤其是2001年加入ＷＴＯ以來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已成為全球三大産業價值鍊中心之一。日本和韓國作為全球産業價值鍊的最重要參與國和區域的次中心，在區域價值鍊中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事實上，從全球産業價值鍊的構成而言，中日韓在制成品方面占據了全球相當比例的市場份額。三國不僅在亞洲擁有主導區域經濟和産業價值鍊的能力，同時三國供應鍊的深化合作，更為亞洲區域産業價值鍊的建立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産業集群覆蓋與技術支撐。
第二，與日韓等東亞經濟體業已形成良好的産業鍊合作關系。在産業鍊供應鍊的構建中，江蘇與日韓有着較為密切的合作關系，突出表現在貿易、利用外資和對外直接投資等方面。僅以2019年為例，我省與日本的進出口總額為590.4億美元，占全省9.4％，占全國對日進出口總額的18.7％；與韓國的進出口總額為688.3億美元，占全省10.9％，占全國對韓進出口總額的24.2％。在利用外資方面，韓國ＬG集團自1995年開始在江蘇投資，截至2018年底在江蘇投資興辦了13家企業，其中ＬG電子6家、ＬG化學4家、ＬG顯示2家、ＬG樂材建設1家；作為全球半導體領頭企業的韓國SＫ海力士，在我省共設有12個機構；韓國三星集團在江蘇設有18個機構，等等。在走出去方面，截至2020年4月，我省在日本設立境外企業（機構）311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1.5億美元，投資項目涉及的行業主要為設備制造業、批發業、電力、醫藥及軟件業；在韓國設立境外企業（機構）156家，中方協議投資額4.8億美元，投資項目涉及的行業主要有化學制品制造業、設備制造業、商務服務業和批發業。
第三，在未來産業鍊發展上具有高互補性。目前日本控制着全球70％左右的半導體原材料和部分關鍵器件，在全球前十家最多擁有人工智能技術專利的公司中占據了六家，并且還有龐大的技術專利儲備。而韓國的領軍企業三星公司在液晶面闆、半導體精密制程和人工智能等領域在全球也擁有不可或缺的地位。這些産業與江蘇有着極強的互補性，未來可以在電子信息、汽車等産業形成更為密切的合作關系，打造東亞産業鍊一體化先行區，形成東亞産業循環。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會加速新舊動能轉換和科技革命與産業變革的進程。日韓具有一定的創新能力，而作為中國開放大省的江蘇，制造業規模和創新能力連續多年保持全國第一。因此，江蘇與日韓以産業互補為基礎，以科技合作創新為引領，為亞洲發展和繁榮攜手合作，在共同打造東亞産業鍊一體化方面，具有堅實的基礎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江蘇推動東亞循環促進國際循環的對策思路
首先，抓住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重要契機，探索和啟動與日韓合作的“快捷通道”。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要求。江蘇應該抓住這一契機，利用好自貿試驗區和開發區等各類載體和平台，辦好中韓（鹽城）經濟合作區和中日（蘇州）經濟合作區，圍繞産業鍊、供應鍊，加強對日韓的招商引資，提升招商引資項目的技術水平，擴大對日韓的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開放，在江蘇建成東亞區域産業鍊一體化先行區和示範區，促進江蘇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
李克強總理日前在北京出席東盟與中日韓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别視頻會議時，提出“努力恢複經濟發展，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倡議，并指出要進一步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為重要和急需的人員往來開設“快捷通道”，穩定産業鍊供應鍊。開設“快捷通道”，對于江蘇暢通東亞循環，顯得尤為重要。
其次，鞏固現有産業鍊一體化成果，增強一體化産業鍊各環節活力。要充分抓住中日韓在疫情防控合作、尤其是率先取得疫情防控勝利的窗口期，在加快推進現有産業鍊各個環節複工複産的同時，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優化營商環境等具體制度安排，避免可能出現的産業鍊外遷。不僅如此，在促使現有産業鍊能留在江蘇、紮根江蘇的同時，還要吸引越來越多的産業鍊環節向江蘇轉移，對産業鍊一體化已經取得的成果加以鞏固。
産業鍊一體化構建最終能否成功，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穩定性和競争力，關鍵還取決于整條産業鍊或者說一體化産業鍊各環節的活力。一體化産業鍊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典型特征，為增強一體化産業鍊各環節活力，江蘇需要在加大産權保護改革力度，加大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改革力度，加大優化營商環境改革力度等方面邁出更大步伐，充分激發作為一體化産業鍊各環節上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
再次，暢通産業鍊的要素國際循環，提升産業鍊一體化協同創新水平。“快捷通道”不應僅僅是疫情沖擊期間中日韓産業鍊自救與互救的權宜之計，更應将這一制度安排和模式，用于未來在保障制造業供應鍊暢通的跨境運輸、物流、通關、檢驗檢疫、商務人員與技術人員出入境等領域加強相互協作，以及促進标準對接、加強監管協同、提高制造業貨物進出口和人員流動的便利性等方面。從而暢通産業鍊的要素國際循環，奠定産業鍊一體化的要素基礎。
在産業鍊一體化背景下，各環節需要緊密配合才能更富有競争力。這種配合不僅體現在數量、質量、标準、參數等方面，也表現在未來的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協同性方面。換言之，一體化産業鍊的創新需要整個産業鍊的協同創新和集成創新。為此，深化江蘇與日韓合作，推進東亞産業鍊一體化，應注重在合作理念、組織機制、利益分配、認知程度等方面進行協調，需要在技術、融資、知識産權等領域構建協同創新的生态系統。
此外，還要探索産業鍊供應鍊合作新機制，建立産業鍊供應鍊一體化的風險預警機制。在汽車制造、電子通信、機械設備、工業機器人等制造業領域，探索形成分工合作新機制，提升江蘇和日韓在這些産業領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攜手維護中日韓關鍵制造業供應鍊的安全穩定，推動區域制造業向全球價值鍊的上遊發展。在跨境電商、線上零售等領域形成分工合作新機制。共同打造制造業跨境網絡銷售平台和跨境網絡服務平台等，加強供應和銷售網絡安全監管協調機制建設，促進制造業産品在彼此市場的流通和消費。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快速擴散，全球性的産業鍊斷裂和供給短缺，很有可能成為現實，并可能引起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因此，以維護區域産業供應鍊安全穩定為重要目标，要特别注意加強中日韓三方産業供應鍊安全信息溝通與協調、聯合評估、風險預警等機制建設。
摘編自《群衆》2020年第18期
作者：張二震 戴翔 倪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