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江淮等：技術差距與中國工業技術進步方向的變遷

       勞動力和物質資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幾乎是恒定的，這是Kaldor（1961）揭示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一個典型特征。Karabarbounis & Neiman（2014）卻發現1980年後全球大部分國家和行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均呈現顯著下降趨勢。而在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伴随着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勞動收入所占份額與人均GDP之間呈U型規律。1998—2007年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勞動收入份額卻從50%以上下降到2007年的39.74%。針對該時期的實證研究表明，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是導緻勞動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在2010年之後，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開始逐步提升，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經濟的技術進步已由資本偏向轉變為勞動偏向？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技術進步源泉是否也發生了變化？

       本文基于1998—2016年中國工業行業數據度量了該時期技術進步的方向，發現1998—2011年間，中國工業行業技術進步是資本偏向性的，從而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而在2011年以後，技術進步轉變為勞動偏向性的，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因此，中國工業行業技術進步方向的轉變與勞動收入份額的U型變化趨勢是基本一緻的。然而，現有理論并不能解釋中國工業行業偏向性技術進步發生轉變的原因。

       本文在現有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基礎上，考慮技術差距對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源泉的影響。當與發達國家間技術差距較大時，直接引進吸收國外技術的成本低于研發成本，因此發展中國家更多選擇通過設備進口等方式提升自身技術水平。由于發達國家在資本密集型技術上更具有領先優勢，直接引進吸收國外技術的方式将更多引緻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與自身要素禀賦并不匹配。而當技術差距縮小後，技術引進成本将高于研發成本，此時發展中國家會更多地選擇通過增加自主研發投入的方式提升技術水平，這種技術進步方式更多是基于自身要素禀賦，因而會對原先偏離要素禀賦的技術進步方向進行修正，呈現勞動偏向特征。

       利用1998—2016年中國省級層面工業行業面闆數據，本文對上述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本文将美國設定為技術前沿國家，使用各省份實際人均GDP與美國實際人均GDP之比作為技術差距的度量，發現在不同的技術差距水平下，研發投入和對外開放等因素對技術進步方向的作用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當中國人均GDP低于美國人均GDP的13.02%時，研發投入并不能顯著影響技術進步方向，出口和進口等因素則顯著促進了資本偏向性技術進步。而當人均GDP跨越該門限值後，研發投入顯著促進了勞動偏向性技術進步。出口對資本相對技術效率的提高效應減小，并且不再顯著，進口則依然能顯著提高資本相對技術效率，但邊際效應減小。此外，在跨越門限值後，簽訂技術引進合同也是提高資本相對技術效率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建議進一步提高工業行業中勞動者的技能水平，以促進勞動偏向性技術進步，持續地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形成較高的技能溢價，增加更多的高技能勞動力供給。同時，需要繼續堅持創新驅動戰略，通過增加研發投入，提高研發效率等方式推動技術進步。此外，還需要轉變技術引進模式，由進口生産性設備轉變為進口高質量的創新中間品，并基于自身要素禀賦做進一步的研發創新，從而使得引進技術與自身要素禀賦更加匹配。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第一，豐富了現有的偏向性技術進步理論。基于開放經濟下的内生增長模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縮小将改變後發國家技術進步的主要源泉，進而對技術進步方向産生影響。第二，從技術差距角度對我國工業行業技術進步方向發生轉變做出了解釋，有助于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和技術進步源泉變化給出基本判斷。工業行業技術進步由資本偏向轉變為勞動偏向，意味着我國工業技術進步方式已逐步由直接引進模仿發達國家生産技術轉為自主研發創新。這個判斷為進一步鼓勵自主創新，提高勞動力技能水平，提升勞動收入份額，進而擴大高技能勞動力供給的相關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其内在的實踐指導含義是政府要将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及其相應的高技能勞動力持續增長作為長期的發展戰略和政策取向。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可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進一步拓展：一是本文的研究區間限定在1998—2016年，而在該區間之後技術進步方向是否發生了新的變化，是否需要引入新的機制以解釋這種變化，需要基于新數據加以分析；二是本文并未考慮偏向性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效應，哪種偏向性技術進步更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是否也會因不同的技術差距而發生變化，這些問題均有待進一步研究；三是未來可以更多地将技能偏向性技術進步納入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