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聽取意見和建議。他強調，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内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内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産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着力打通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逐步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争新優勢。
此前，5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也明确提出了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内需潛力，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如何理解“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我們認為有三層意思：一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要繼續堅持高舉經濟全球化大旗，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二是未來的發展進程不能僅僅依靠、依賴和利用國際市場，還要注重利用自己的内需優勢構建國内經濟循環體系；三是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要想辦法把國内國際循環統籌起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形成不同于過去的新發展格局。
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積極應對當前外部環境嚴峻變化和推進國内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在“逆全球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目前全球産業鍊、供應鍊面臨着松動、分離的嚴峻形勢，未來也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撕裂或脫鈎的風險。在短期中，我們要通過更快的複工達産、更多的國際合作、更大力度的開放等措施，去竭力維護全球産業鍊供應鍊的穩定性；在中長期中，則應通過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糾偏國内國際經濟循環失衡的現狀，維護全球産業鍊供應鍊的安全性，實現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國際發展經驗表明，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大國經濟的重要的競争優勢。我國作為典型的發展中經濟大國，應發揮超大規模國内市場優勢，從過去依賴外需被動适應經濟全球化競争，逐步轉向依靠内需主動創造全球化發展的機遇，通過實施基于内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推動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下的産業鍊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
一、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大國經濟優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教授的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揭示的“國内市場效應”原理表明，在一個存在壟斷競争和規模報酬遞增的世界中，那些擁有相對較大的國内市場需求的國家将成為淨出口國。這就意味着，國内大市場循環可以支撐國内企業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國内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可以在功能上實現互補，而國内市場需求較小的小國經濟則不具備這種優勢。
世界各主要工業化大國均具有一個共性特征，即通過國内市場的培育和開發，進而以此為基礎實現向國際市場擴張，這是一種典型的“先内後外、内外并舉”的發展路徑。以美國的半導體行業為例。最初，美國的半導體行業是以軍事和航空項目的市場需求發展起來的。但是随着軍事戰略需求下降，國内消費者市場興起，普通消費需求成為半導體行業的主要拉動力。在巨大國内市場需求的刺激下，美國出現了英特爾、IBM、微軟等一批後來主導全球半導體行業的大型跨國公司。據統計，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世界市場中，美國企業的半導體銷售份額占到59%，即便是在10年後伴随日本半導體企業大舉進入的情況下，美國企業仍保持了43%的市場份額。在這當中，美國半導體行業也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加速了專業化縱向分解過程，大型跨國公司紛紛将中間制造環節外包給合約制造商進行“代工”，而将總部經濟布局國内。可見，美國半導體行業的興起和發展，深刻反映出利用國内國際雙循環進行全球産業鍊布局的大國經濟優勢。
然而，我國作為典型的大國經濟，國内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在過去的發展格局下卻呈現長期分離趨勢，突出表現為外向型經濟“兩頭在外、大進大出”，随着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所謂的“去中國化”，很可能導緻我國國内經濟循環與國際經濟循環的進一步分離，加劇國内經濟結構失衡。究其原因，關鍵在于過去在出口導向戰略下注重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長期忽視對國内市場需求的培育和開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國經濟優勢的發揮。誠然，出口導向戰略對我國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該戰略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是依賴于一些内外部條件的，當這些條件發生變化時（如要素成本上升等），出口導向戰略的負面影響也就凸顯了出來，尤其是對國内國際雙循環所産生的割裂效應。因此，我國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首要任務就是轉變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發展模式，充分發揮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内需潛力，以國内市場效應作為國内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的連接“橋梁”。
二、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互促新格局的具體路徑
我國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互促新格局的關鍵着力點，在于提升産業基礎高級化和産業鍊現代化水平，其具體路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動态比較優勢為指導，推進本土企業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中國經濟過去以廉價的生産要素參與全球産業分工，是與靜态比較優勢理論相一緻的。然而，靜态比較優勢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些特定産品上擁有技術優勢，因而不适用于指導中國在趕超戰略下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目标。相反，動态比較優勢理論強調大國經濟國内市場對内生創新的引緻作用，而大國經濟具有規模性、内源性、多元性等特征，這意味着本土企業可以更容易地利用國内市場獲得專業化分工、規模經濟以及範圍經濟等創新前提，如果某種特定産品的創新一旦成功，就能在全球産品市場形成競争優勢，從而實現市場和技術的雙重追趕。尤其是對于一些作為産業基礎的關鍵部門（如半導體的加工設備、電子産業的高檔芯片等），是我國産業鍊體系中明顯的短闆，同時也是靜态比較優勢理論下的缺乏競争力的部門，但這些部門的重要性卻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必須以動态比較優勢理論為指導進行“揚長補短”。
二是以國内價值鍊為依托，培育本土的“鍊主”企業和“隐形冠軍”企業。從概念來講，國内價值鍊是基于國内市場需求發育而成，由本國企業掌握産品價值鍊的核心環節，在本國市場獲得品牌和銷售終端渠道以及自主研發創新能力的産品鍊高端競争力，然後進入區域或全球市場的價值鍊分工生産體系。在國内價值鍊中，地理臨近效應（既包括地理空間鄰近，也包括文化習俗鄰近）使得本土企業與消費者需求的聯系更為緊密，進而更容易獲取領先用戶、細分市場等需求信息。這樣一來，一部分企業就可以通過掌握領先用戶獲得先行者優勢，且最有可能成為該行業規則的制定者，有利于實現從供應商角色到發包商角色的轉換，以及從全球價值鍊中的“被俘獲者”到國内價值鍊的治理者和控制者的轉型，同時也有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抓住細分市場的商業機會迅速填補市場縫隙，并在這些細分市場上精益求精，最終成為行業中的“隐形冠軍”企業。
三是以現代化産業集群為載體，實現産業鍊與創新鍊的融合發展。在近期的疫情沖擊下，全球産業鍊的縱向分工或将趨于縮短，進而導緻跨國技術溢出減緩、貿易一體化規模收縮，但在橫向分工上或将趨于區域化集聚，這反映了原先分布在不同國家、不同企業的生産工序和環節，将回縮到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内或若幹鄰近國家組成的區域内，形成産業集群式發展。在這種内向化的演變趨勢下，産業集群與國内市場需求的産業聯系有望得到改善。因為過去很多産業（特别是技術創新密集型産業）集聚區的專業設備供應、生産性服務供給等都是由國外跨國公司所提供，且一些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也出于政績考核對産業園區所引進外資企業數量規定的考慮，往往“為了招商引資”而招商引資，容易忽視産業集群與本土企業間的産業關聯。實際上，産業集群是市場經濟在一定時空範圍内自然演化的結果，但政府可以在産業集群初步成型之後有意加以培育，尤其是發揮我國的新型體制優勢，圍繞重點産業鍊布局若幹産業集群與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對接，使之成為實現産業鍊與創新鍊融合發展的最重要的空間載體。
四是以“互聯網+”數字經濟為契機，促進存量優化和增量創新相結合的産業結構調整。“互聯網+”數字經濟的本質在于互聯網與國民經濟中各産業部門的嵌套、融合，重塑整個産業鍊上下遊生态。一方面，用數字經濟改造傳統産業，延長産業生命周期，優化經濟存量；另一方面，基于數字經濟發展物聯網、雲計算、社會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産業，創新經濟增量，從而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譬如，自2015年以來，我國先後共有近100個城市設立了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試驗區利用“互聯網+”搭建了線上“單一窗口”和線下“綜合園區”平台，不僅使政府部門間可以實現信息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彙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設施和服務，進而為跨境電子商務打造完整産業鍊和生态圈。跨境電子商務為推動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術基礎，極大地拓寬了本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途徑。
五是以“一帶一路”建設為紐帶，塑造以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為關鍵技術譜系的國際生産體系。正如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市場原則和國際通行規則，發揮企業主體作用，開展互惠互利合作。在全球産業鍊出現一定程度松動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将面臨新的任務和重要的合作機遇，不僅要繼續深化國際産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礎上将其與國内價值鍊相互銜接，在沿線國家積極引入國内價值鍊上本土龍頭企業的品牌和标準，塑造以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為主的國際生産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橫向分工的區域化集聚趨勢中，中國應以更加開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布局這種“以我為主”的區域産業鍊體系。譬如，在當前疫情仍然嚴峻的形勢下，可以把抗擊疫情與新基建相結合，為沿線國家提供抗疫經驗、必要的醫療服務和物資，在網絡信息技術和醫療健康等基礎設施領域提供援助和加強合作，這是應對中國主導的全球産業鍊松動的具體辦法之一。
三、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第一，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我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産率，促進國内市場的高質量供給。具體來說，可以以産業創新為主要抓手，積極探索和試點科研成果按照市場規律實現高效率産業化的制度安排，同時，發揮我國所有制經濟協同優勢，使較多分布于産業鍊上遊的國有企業和較多分布于産業鍊下遊的民營企業，在動态競争中形成高度互補、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關系。
第二，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國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進而擴張内需規模和優化内需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質量發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重點和難點，需要從生産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兩個方面共同發力。尤其是在當前疫情所産生的巨大沖擊下，可以采取多種優惠組合政策，分步驟分階段地補貼廣大工薪階層，提振國内消費能力。
第三，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實施基于内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現在國際上保護主義思潮上升，但我們要站在曆史正确的一邊，堅持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以開放、合作、共赢胸懷謀劃發展，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我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是發展國内價值鍊的根本驅動力，但不能将其與“閉關鎖國”劃等号，相反，要以更加開放的理念來促進國内經濟循環。建議加快塑造更加優良的營商環境，打造開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來吸引全球跨國企業、虹吸全球高級人才、技術和資本為我國發展創新經濟服務。
最後，要進一步健全完善我國制度創新中的容錯糾錯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着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我國仍處在經濟轉軌時期，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協調和創新，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鼓足幹勁、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門類齊全、體系完整、規模龐大的産業體系，也都意味着我國對于新的制度或政策擁有更大的進退餘地。可以說，健全完善的容錯糾錯機制是我國新型體制優勢的題中之義。
作者：劉志彪、淩永輝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