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中國工業經濟
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邃思考和務實推動，不僅體現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世界擔當和情懷，也是中國面對“逆全球化”複雜局面，更新全球治理和發展機制、構建包容性全球價值鍊（簡稱GVC）的最重要的決心和措施。這一倡議對于啟動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也有助于中國在擴大内需、調整結構中，重振制造業的國際競争優勢。“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産能合作，可以在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推動形成中國制造發展的優良環境和氛圍，從而抓住世界賦予中國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向東開放：嵌入GVC帶來增長機遇和挑戰
20世紀70年代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對外開放的指向特征主要是向東開放，發展的内外聯動機制，主要表現為企業主動嵌入由西方跨國公司主導的GVC，接受其發出的制造訂單進行國際代工。我們把這種全球化發展現象稱之為“嵌入GVC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 。它有五個基本的内容：一是在收入較低、内需市場較小的初始條件下，直接把支撐國内增長和發展的拉動力轉向依靠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上；二是利用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産要素，尤其是物美價廉的勞動要素，結合所引進的西方技術，進行初級産品的生産加工活動 ；三是通過營造優惠政策的“窪地”效應，形成局部優化的投資環境，建設各類經濟開發區，廣泛吸收外資，讓外資企業從事加工貿易業務；四是在GVC的底部，從事加工、制造、生産、裝配等相對較低的附加值業務 ；五是在經濟政策取向上，運用各種激勵措施推進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戰略，等等。
制造業的全球化發展，使中國作為主要的生産國取得了巨大的紅利。具體體現為：一是為中國企業發展提供了利基豐厚的市場，為大量的過剩勞動力提供了比較利益顯著的就業崗位；二是促進了國内市場的出清，由此吸收了中國豐富的、具有強大競争力的過剩産能；三是中國企業在國際代工中雖然處于GVC中的“被俘獲”地位，但是逐步實現了産品升級、工藝（流程）升級，甚至一定的功能升級；四是通過參與國際競争，中國本地企業不僅學到了技術，也學到管理技能和各種知識，逐步掌握了玩轉世界市場和創建獨立品牌的微觀基礎。
嵌入GVC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在GVC的底部進行國際代工，也給中國企業帶來了一些挑戰。主要是：
第一，容易出現較大規模的産能過剩問題。進入壁壘低、替代者衆多、競争異常激烈，是處于“微笑曲線”底部位置的市場結構的基本特征，由此決定了在世界經濟景氣時期，蜂擁進入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很容易在市場需求高峰退潮的時期形成過度競争态勢，加劇嚴重的經濟蕭條。
第二，容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忽視産業更新和技術升級。國際代工生産具有技術難度小、回報率相對較高、市場風險相對較低的特征，這會誘使企業放棄創建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品牌活動，從而放緩甚至放棄産業升級的艱苦努力。現在随着國内外要素成本不斷上升，中國企業過去低價競争的利器優勢正不斷地消失，逐步讓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且，企業生産率的提升速度，也難以消化這種成本上升的壓力，從而導緻競争力衰減。
第三，容易抑制自主創新的發展。在國際代工中，企業做的是發包方即西方跨國公司早已研發、設計好的外包訂單，不僅中國企業無緣于這種産品的設計、研發活動，而且所收取的“合理”的加工費以及所獲得的“合理”的利潤會讓中國企業産生“溫水煮青蛙”的效應，逐步失去産業創新升級的欲望。另外，進入這種代工體系，也容易被跨國企業所“俘獲”，鎖定在價值鍊的低端，為技術創新升級設置人為的障礙 。
第四，容易出現嚴重的收入分配失衡。一是處于GVC低端的中國企業，缺少與市場勢力巨大的發包方進行讨價還價的必要資源，隻能獲取微薄的加工費；二是在資本密集産業中，如果所有者為外資，那麼按照既定的分配規則，主要的利潤将自動為發達國家所占據 ；三是低端制造業的過度進入，會導緻壓價競争，惡化勞動者的收入分配地位。
因此，中國過去攻城掠地、無堅不摧的制造業附加值貿易活動，目前到了必須轉換發展模式的關鍵階段。
二、全球價值鍊重構與經濟結構失衡的糾偏
調整、揚棄單一的出口導向的全球化戰略，重構GVC，塑造中國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戰略，建立立足于國内經濟與國際經濟良性循環的視野和機制，既是均衡國内經濟結構的要求，也是中國為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糾偏所做的重大努力。
201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緻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态均衡。
這種結構性失衡問題，一方面表現為産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表現為高質量的有效供給不足。究其原因，是中國相當多的産能是在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國内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在那個時期大力實施了嵌入GVC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面向中低端市場出口形成了巨大的産能。在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中，因放水刺激，一些産能又有所擴大。現在全球經濟陷入了低增長困境，國内的需求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如随着國内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中高端消費需求顯著增加，早先的低端産能就變成了過剩産能。如果不能提供更高質量的産品和服務，這些中高端需求将基本轉向國外市場。更深刻的是人口結構變化，2012年以來中國适齡勞動人口的減少，使住房、小汽車、家用電器、食品、服務等消費需求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此，如果供給端的結構性改革跟不上，技術創新失去了國内市場的支持和推動，那麼，中國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上，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糾偏“重大結構性失衡”的關鍵之一，是要從揚棄“基于嵌入GVC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入手，塑造激勵産業轉型升級的環境和氛圍。一方面，壓縮低端産能，把調整出來的市場資源、信貸資源、物質資源，通過市場機制源源不斷地轉移到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另一方面，要通過技術創新和實施品牌戰略，增加高質量有效供給，滿足國内不斷崛起的中産階層的中高端需求，使中國制造從數量擴張全面轉向質量提升。這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從中國為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糾偏的角度看，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态勢下，上述國内經濟結構的糾偏和調整，還有助于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恢複動态均衡。過去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生産—西方消費”的GVC分工秩序和結構中，獲得了大量的主要來自于中國供應鍊上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同時其作為高技術生産國，其技術設備等則從中國市場的迅速成長中，獲得了巨大的支持和實際利益。不過這種分工秩序和結構在長期中是動态非均衡的，随着中國逐步成長為名列全球前茅的最大經濟體，如果長期滿足于為西方跨國企業國際代工，不面向不斷成長的國内市場需求，不進行産業的功能升級，必然會使全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的失衡。
之所以說中國的這種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是因為這一分工結構和秩序除了會使中國無法解決嚴重的産能過剩等問題外，還會使發達國家内部出現一定程度的利益結構失衡。如中國廉價産品的長期大量輸入，會使這些國家的同類産業，尤其是中低端産業逐步喪失競争優勢，出現大面積的産業轉移或外移，出現所謂的“産業空心化”趨勢 ；也會使以傳統農業和一般制造業為代表的“舊經濟部門”的利益相關者受到損害，出現利潤下滑、工廠倒閉、失業率增加和社會不穩定等現象。這就是當今“逆全球化”思潮出現的全球分工秩序和産業基礎。
在2016年G20杭州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經濟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應該争取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放大正面聯動效應，防止和減少負面外溢效應。為此，他提出了以“命運共同體”理念重構全球治理的命題，以此引導經濟全球化進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發展；要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中國願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産品。其中，“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是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
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會改變，但是全球化的形式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中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和趨勢，目前至少已經出現了以下四個明顯的變化：（1）出口商品為主，正在演變為投資與貿易一體化，即輸出資本帶動商品就地銷售；（2）吸收外資為主，正在演變為吸收先進技術和高級人才為主；（3）利用别人的市場支撐自己的經濟增長，正在演變為利用自己的市場進行全球化擴張；（4）以建設科技園區、制定優惠政策來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正在演變為提供先進的制度平台和硬件載體來吸納高級技術人才。可以斷言，中國将會高舉經濟全球化的大旗，以“命運共同體”理念重構GVC，用自己對全球化的理解，形成自己獨到的全球化戰略體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戰略理念、模式、體制和舉措，等等。
中國新的全球化戰略也正在崛起。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正孕育興起，國際分工體系加速演變，GVC深度重塑，都給經濟全球化賦予新的涵義。未來随着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的重振，一個更加開放、包容、協調的全球治理機制和規則體系将會建立。在G20安塔利亞峰會上，各成員國所倡導的建設包容的GVC，就是為了構建這種新型的GVC治理體系。對于有擔當、負責任的中國政策決策機制來說，包容的GVC就是要主動構建全球經濟增長結構均衡的新機制，就是要構建基于内需的經濟全球化的新戰略。
三、沿“一帶一路”倡議重塑全球價值鍊與振興中國制造業
如果說過去基于出口導向嵌入GVC是中國參與全球分工的第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話，那麼，重構基于内需的GVC就是中國參與第二輪經濟全球化戰略的主要含義 。提出這個戰略的主要目的，不是主張要回歸封閉經濟，不是說可以關起門來自力更生搞建設，或者搞什麼進口替代，而是要用開放、包容、協調的理念，揚棄過去單一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利用自己内需規模名列世界前茅的優良基礎條件，承擔起自己作為發展中大國相應的責任，以“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為契機和基點，構建以我為主的包容性GVC治理體系，以此促進全球經濟的結構均衡，促進中國經濟内生化發展，并通過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和發展，加快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培育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競争的新的動态競争優勢。
建設制造強國需要一個很好的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不僅要從貿易方面着力，更要從生産和貿易一體化的角度上考慮環境和機制的優化 。過去在GVC底部進行國際代工，使中國成為全球制造大國，現在要尋求建設制造強國的環境和機制，需要在全球制造業發展的治理上有所作為，需要建立以我為主的包容性GVC。
“一帶一路”倡議是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系中的一種全新的空間開放觀，它是一種開放格局，而不是一個地理規劃。與這種開放觀有機配合的，是要有意識地去構建牢固的GVC連接，使不同國家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形成相應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是全面呼應“一帶一路”倡議的微觀經濟基礎。否則，國家之間不可能形成各種有機的經濟技術聯系，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利益紐帶來維系互聯互通的産業基礎和文化。
與過去全球化中向東開放的空間指向特征不同，在西南開放的“一帶一路”倡議下，構建以我為主的包容性的GVC，在發展上具有下列五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積極構建以我為主的包容性GVC，加快向“微笑曲線”兩端攀升，鼓勵中國企業努力從事技術研發、産品設計、市場營銷、網絡品牌、物流金融等非實體性高端服務業活動。二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要通過對GVC“鍊主”地位的掌控，以及在價值鍊中的微觀治理機制，來向世界輸出中國豐富的、具有競争力的資本和産能。同時，也要通過GVC大力引進世界的能源及資源。三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我們可以背靠國内巨大的内需市場，利用中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張的優勢，形成制度化的“虹吸”全球高級、先進生産要素的平台，為産業邁向中高端服務。即一方面可以走出去收購和兼并優質資源和技術為國内市場競争服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建設世界級城市形成要素的虹吸功能，向世界各國引進我們急需的知識資本、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四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我們可以用“逆向發包”原理和機制 ，在相關業務發包中，把一些先進國家的知識、技術和人才有目的地為我所用，讓這些先進的生産要素跨越地理障礙，優先進入中國經濟的運行軌道，并為中國發展創新驅動型經濟服務。五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中國企業在内需引導下，通過比較優勢的選擇，逐步把“汗水經濟”轉化為“智慧經濟”，形成新的全球産業分工或産品内分工格局，使中國從GVC低端的成員，成為全球創新鍊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因此，一條嶄新的以我為主的包容性GVC，将成為中國高水平全方位開放的新空間、新紐帶和新載體，是中國經濟增長實現中高速、産業發展邁上中高端的基礎。顯然，沿“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的基于内需的GVC也會極大地影響中國制造業的振興和發展進程，它将助推經濟加速進入創新驅動發展新階段，從而給中國制造安上“聰明的腦袋”和“起飛的翅膀”。
在這種新型的全球化戰略中，制造業發展的宏觀經濟環境、發展機制和基本路徑，跟過去在GVC底部進行國際代工的方式有本質的不同，具體表現為：一是要在技術進步、提高生産率的基礎上，大力改革現行的收入分配體制，擴大内需。短缺經濟時代主要是提高生産能力；現在是過剩經濟時代，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和福利水平，實現消費的基本現代化，是用内需支持現代經濟增長的最堅實的基礎和條件。二是要在不斷壯大的、巨大的内需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資本市場中的兼并收購和資産重組活動，以此組建中國的巨型跨國企業，成為以我為主的包容性GVC中的“鍊主”。對于一些具有國際市場知識以及資金優勢的企業，可以鼓勵其到國際資本市場去并購外國企業，并把收購後的企業的人力和技術轉為為國内市場開拓和競争服務。三是以“一帶一路”戰略為依托，在國内重要的全球性城市建立總部基地，占據GVC的“鍊主”地位。同時，要在沿線主要城市建設GVC的節點關系，以此轉移中國具有競争力的豐富産能，把一些發展中國家納入中國主導的價值鍊體系。四是除了發展消費者驅動的GVC外，還要加入全球創新分工體系，即全球創新鍊，發展生産者驅動的GVC 。其中，有兩個關鍵的問題：一是實施最嚴厲的知識産權保護制度；二是建立面向制造強國的職業教育體系。前者必然激勵創新驅動，後者将重塑工匠精神，提供振興制造業的高級技能人才。
四、振興中國制造業的若幹政策建議
推動産業邁向中高端水平，是黨中央、國務院明确的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标任務之一。當代中國，加快産業升級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大踏步地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根本法寶。因為隻有不斷地依靠技術進步和各類創新，不斷地提升産業的生産率，才能克服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的趨勢，才能降低産業産出的單位成本，使産業具有國際競争力，才能奠定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我們應該順應“一帶一路”倡議下GVC重構的趨勢，通過加快國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盡快優化中國制造發展的環境和氛圍，抓住世界賦予中國的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和機會。這裡提出以下具體的對策建議：
（1）在實虛的關系上，要堅決抑制虛拟經濟利潤率長期過高的不良趨勢，讓實體經濟企業能夠獲取社會平均利潤率，讓創新企業獲取超額利潤。這是實體經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更是走向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基礎條件。為此，一是要加快民營企業對銀行業的進入速度，打破現有銀行的融資渠道壟斷；二是适當增加一、二線大中城市的土地供應，加大這些城市對現有土地的開發強度，緩解房地産價格上漲趨勢；三是在資本市場上把不良企業的退出與新進入的首發企業挂鈎，從而抑制資本市場泡沫。
（2）在供求的關系上，應主要利用競争政策、環保政策而非行政手段去過剩産能，通過資本市場鼓勵産業内的優勢企業收購兼并，增加制造業企業集中度，強化其調控市場價格的能力。過去中國是資本短缺、商品短缺的“雙短缺”經濟，現在是資本過剩、商品過剩的“雙過剩”經濟。前一環境下，産業升級要用産業政策，以推進産能迅速增長；後一環境下，促進産業升級要用競争政策。如多用補貼用戶和消費者的政策，少用或不用補貼生産者的政策；要保護競争，但不保護競争者；要在去産能中救勞動者，但是不救僵屍企業，等等。
（3）在内外的關系上，要構建有利于外資和民營企業投資發展的法治化市場營商環境，進行産業升級的長期預期管理。産業升級是長期的投資行為，需要穩定投資者的長期預期。為了增加外資、民資等實體經濟企業的投資信心，必須堅決地遵守過去給予的優惠政策的承諾，甄别糾正一批侵害民營企業産權的錯案冤案，保護和支持民營企業家的創業創新精神。
（4）在新舊的關系上，在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産業投資的同時，運用一切手段，鼓勵傳統産業中的企業在經濟周期的底部階段進行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如對購進國内外先進技術設備的企業，可以在一次性全額作為“進項”抵扣的基礎上，按1—2倍的比例進一步給予優惠稅收鼓勵，以及實施技改全額貼息，等等。
（5）在勞資的關系上，應該看到，技術工人是中國制造業的頂梁柱，是中國制造的未來，必須大幅度提高制造業中技術工人的待遇，實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勵他們持有企業的股份，跟企業共命運、同成長。要大張旗鼓地表彰中國制造業中為國争光的各類品牌企業、優秀企業家，對在國際競争中勝出的企業設立“中國工匠”的表彰制度。要大幅度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把一些優秀的大學改造為職業技術大學，對其實施類似“211”大學或者更加優惠的扶持政策，而不是讓辦學水平較低的“三本”院校轉制為職業技術學院。
（6）在費稅的關系上，當前為企業大幅度減稅的空間并不存在，可以降低的主要是各種企業費用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如融資成本、高額的社保負擔、不必要的額外的各種收費支出負擔，同時要堅決打破民營企業的進入壁壘。
（7）在寬嚴的關系上，應該看到，嚴厲的知識産權保護是進入創新驅動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中國應盡快實施嚴厲的知識産權、專利保護法治，堅決打擊各種名義的侵犯知識産權的行為，激勵制造企業加大自主知識産權的投資，盡快形成核心競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