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僅僅解決了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而且使95%的中國人民告别了貧困，實現了富起來的目标。
當前中國正處于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點，讨論中國經濟學教材體系的建設，既有中國實踐、中國成就的現實基礎，也有廣大經濟研究工作者圍繞中國經濟問題進行持續深入研究所創造的理論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正處于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時期，圍繞如何高質量發展，如何強起來這一新時代中國面臨的重大發展問題，建設起中國經濟學，可以說也是我們廣大經濟研究工作者的曆史責任。
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内涵的界定應該有兩個維度，一是制度，二是發展，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學應該是中國制度的經濟學、中國發展的經濟學。追溯“中國經濟學”的概念起源，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有不少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探索。20世紀4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在《中國經濟原論》一書中，就提出要緻力于編出一個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教程綱要。1998年前後，中國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問題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讨論。1996年6月，北京開達經濟學家咨詢中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了“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讨論會。于光遠、曉亮、陳東琪、冒天啟、常澤修、張曙光、陳宗勝等在會上發言。會議主要讨論了中國經濟學的現狀、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經濟學家如何面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這三個大問題，可以說是直接讨論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問題。經濟學家衛興華教授1998年提出，“中國經濟學”可以理解為專門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也可以理解為落戶在中國的經濟學，還可以理解為中國學派的經濟學。在讨論中，對中國經濟學的内涵逐步形成了三種看法。第一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學在内涵上應紮根中國本土，以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為主要對象，形成一種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反映中國經濟實踐的中國經濟學，有學者稱之為中國“本土經濟學”。第二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學就是構建“有中國風格的經濟學派”。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國經濟學就是依托“中國模式”重構經濟學體系。這裡對中國經濟學内涵的三種界定，可以表述為：中國本土的經濟學、中國學派的經濟學、中國模式的經濟學。在大力推進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的今天，必須對中國經濟學的内涵做出分析。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經濟學應該是中國制度的經濟學。由于各國的國情不一樣，所處的發展階段也不一樣，經濟學研究對象以及适應範圍等方面具有地域性、國别性和本土性，研究中國本土的經濟問題當然是必要的。但是，部分學者認為，把中國經濟學的内涵界定為中國本土的經濟學、中國國别的經濟學，存在幾個問題。一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應該是無國界的。如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經濟學,世界上可能就會出現100多種經濟學。二是，如果經濟學有國界之分，在本國适用的經濟學理論一旦越出國界，在别國就不再适用。那麼，這樣的經濟學是否具有科學性，就值得懷疑了。中國的經濟研究工作者當然要研究中國本土的經濟問題，但是，我們建設中國經濟學就不能局限于本土的、中國的，應該是基于中國實踐抽象出具有世界意義的、具有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建國以來中國最成功的實踐就是建立起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确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體現了王亞南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立場。中國的成功證明了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可行的，而現有的經濟學體系難以對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科學的解釋。我們以中國的實踐為基礎，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下的經濟運行和經濟關系做出科學的分析，建立起中國經濟學，它就不局限于本土的和國别的，而是具有經濟理論的一般性。因此，我覺得中國經濟學不是本土的和國别的，而是中國制度的經濟學。
第二，中國經濟學應該是中國發展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内涵的一種界定，是中國學派的經濟學。作為一種學派，當然應該是學術上自成系統的主張、理論。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建設的終極目标，但如果把終極目标作為中國經濟學建設的起點，就為這項工作設定了過高的門檻，反而使得這項工作難以推進。我注意到一個現象，雖然中國經濟學的建設在1998年前後，就引起了全國性的關注，但是在網上檢索出來的中國經濟學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兩本著作，一本是張卓元老師主編的《當代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1949-200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另一本是肖林、權衡等主編的《中國經濟學大綱》（格緻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教材建設工作進展緩慢，可能與設定的門檻過高有關。比較現實的做法是，圍繞中國制度和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深入開展學術研究，為中國學派的形成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而不是一開始就将中國經濟學定位為中國學派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的另一種界定是中國模式的經濟學。确實，改革開放以來，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依托“中國模式”打破國際主流經濟學壟斷、提升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國際話語權成為衆多中國經濟研究工作者的夢想。但是，一方面，到底什麼是“中國模式”、是否存在“中國模式”仍存在巨大的争議。另一方面，“模式”一般是指事物的标準樣式，模式在實際運用中必須結合具體情況，實現一般性和特殊性的銜接并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随時調整要素與結構才有可操作性。我們建設中國經濟學，不是要在世界範圍争辯中國模式的存在性，而是要在中國實踐的基礎上完善經濟學，為人類經濟的共同發展作出我們中國的貢獻。中國經濟學的根本任務是解決中國新時代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正如洪銀興教授5月6日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所講到的，“問題是創新的起點，也是創新的動力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說，起導向作用的問題是什麼？——認真研究解決所處時代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推動理論創新。”中國新時代重大而緊迫的問題就是高質量發展問題，所以，我覺得中國經濟學不單單是中國模式的經濟學，更應該是中國發展的經濟學。
資料來自：國家經濟學教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