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金融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黨中央、國務院陸續出台多項政策措施，推動金融機構保障了抗疫期間醫療物資和生活物資的生産運輸，助力複工複産、複商複市，着力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有效對沖了疫情沖擊和經濟下行帶來的諸多不确定性。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的形勢下，我國股市、債市、彙市總體平穩運行，為穩住經濟基本盤提供了積極的金融支持。當前，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完善基礎貨币投放機制，健全基準利率和市場化利率體系；健全具有高度适應性、競争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在疫情突襲的背景下，金融政策的快速出台和全面實施，反映出我國金融體系的适應性明顯增強，有着應對突發性事件的良好韌性。長期來看，金融短期舉措的快速響應與有效落實，源自金融體系的總體健康發展，為了進一步加強我國金融系統應對突發事件的反應能力和長期抗風險能力，需要正确把握金融的本質和規律，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金融發展方式轉變，在推動做好“六穩”“六保”任務的基礎上，保障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成效卓著，金融成為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但進入本世紀以來，也出現了資金在金融體系内空轉、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為此，必須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發展的多樣化金融需求。
正如《資本論》對虛拟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理論所闡述的一樣，實體經濟與虛拟經濟既相互關聯，又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出現背離。虛拟經濟的實體是虛拟資本，虛拟資本的量是有邊界的，超出這個邊界就可能産生危機。所以，适度發揮虛拟經濟的潤滑作用，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是必需的，但要掌握好度的問題，防止經濟過度虛拟化或泡沫化，産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度的把握應以金融不偏離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為标準，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衆需要”，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在中國金融改革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
經濟新常态下，我國經濟中出現的資金脫實向虛現象與實體經濟和虛拟經濟都有關系。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金會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因此實體經濟平均利潤率下滑是資金脫實向虛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技術變革加快、消費結構升級、國際市場增長放緩同時發生，相當部分生産能力達到峰值，許多生産能力無法在市場實現，加上社會生産成本上升，實體經濟邊際利潤率和平均利潤率下滑，從而導緻大量資金流向虛拟經濟。另一方面，資産短缺也是誘發資金脫實向虛的重要原因。據測算，我國在本世紀初就進入資金短缺時期。特别是經過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以後，中國已經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時代，進入到商品和資本充裕甚至局部過剩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資産短缺狀況，旺盛的金融需求會導緻資産價格預期不斷上漲，資金在逐利性的驅使下難免會脫實向虛。
那麼，如何“抑虛向實”做強實體經濟？這需要深化經濟和金融改革，增強經濟和金融的相互吸引力和協調性。一方面，繼續深化經濟改革，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吸引資金脫虛向實。具體而言，最主要的是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發展活力。要按照《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産權保護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增強民間投資活力。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金融總量相對充足，但金融供給的結構與金融需求的結構不相适應，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尚存，金融與經濟的協調性有待提高。所以，需繼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給，緩解融資約束，為更多的企業創造做大做強的機會，不斷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從而推動和引導經濟轉型升級。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點是優化金融結構
根據金融發展規律，金融體系結構會經曆從銀行主導型逐步向市場主導型轉變的過程。這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方式和産業結構有所差别，所以金融體系結構要做出相應的動态調整以适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擴大财富增量，以擺脫貧困。這一時期，經濟增長表現為規模擴張，金融體系結構往往以銀行為主導。因為銀行體系具有規模效應，能夠集中動員資金支持經濟建設，推動工業化和産業化發展，所以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更适合資金相對短缺的經濟起步階段。随着經濟不斷發展，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中的結構性問題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這個時候，經濟增長更多是要追求效率和質量提升，對資本市場的需求會越來越突出，因為資本市場具有優化存量、促進高科技創新型企業發展的天然優勢，因此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更适合經濟發展從規模擴張轉向效率提升的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以後，盡管信貸規模還在持續攀升，但經濟增速放緩，依靠金融數量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在遞減，信貸率缺口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已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顯然，通過信貸規模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不能适應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
一方面，銀行業的内部結構與異質性企業的融資結構不匹配，制約着中小企業的發展。長期以來，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為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部門提供了資金便利，而中小民營企業由于内源性資金不足，長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的困擾。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度超過了60%，但其銀行貸款大約隻占到銀行年貸款餘額的25%，這說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與民營企業對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還不匹配。
另一方面，股權融資占比不高，還不适應經濟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的轉變。雖然從金融總量來看，我國的信貸規模與GDP之比已經接近甚至超出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并且股票市場的總市值也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位，但在經過了數十年金融改革和發展以後，中國上市公司總市值占私人非金融部門信貸的比重并未上升。這一比例不僅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且低于東歐、拉美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綜上，由于銀行體系具有較強的風險規避傾向，難以有效匹配創新型企業的高風險特征，并且現階段我國權益類融資比重又不高，導緻了當前的金融結構體系還不能完全适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産品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務”。換言之，中國需要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金融結構，讓金融供給适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需要。為了更好适應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向創新驅動的需要，必須着力改善當前權益類融資占比較低的局面，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特别是股權融資的比重，通過金融的存量改革而非大幅增量擴張，來調動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所積累起來的資本存量資源，為中國實體經濟的創新發展提供更加長期穩定有效的金融支撐。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創業闆改革并試點注冊制總體實施方案》，意味着創業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這是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一項有力舉措。
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保障金融穩定
既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又有效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這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再次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對經濟金融風險的研判應對，進一步加大穩金融的工作力度。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金融安全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及時采取逆周期調控政策，有效應對了外部沖擊，維持了中國金融的穩定。2017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的第四十次集體學習上更是強調指出，“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可以說，我國把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大事，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
維護金融安全，最根本和最核心的是要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這是因為系統性金融風險是全局性的，一旦由此引發金融危機，将對經濟社會産生巨大破壞，恢複起來也更難。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即是例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至今已逾10年，全球經濟仍處在緩慢艱難複蘇之境。另外，系統性金融風險是全局性的，但是其起因往往源自單個或局部性金融風險。因為金融體系内部的複雜關聯性以及金融機構和市場之間的聯動性，牽一發有可能動全身，單個或局部性金融風險也可能會演變成為全局性的金融風險。所以，必須把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這不僅關系到金融自身的安全和穩定，同時也為保障經濟穩定提供重要支撐。
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必須正本清源。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再生産過程的全部聯系是以信用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現代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在信用經濟基礎上衍生出來的虛拟經濟，一方面是現代經濟的重要形式，對實體經濟有拉動作用，另一方面虛拟經濟一旦因為過度投機而失控則會引發危機。在馬克思的經濟周期分析中，信用對經濟周期起着關鍵性作用。在經濟繁榮階段，信用擴張，借貸資本相對寬裕；危機爆發，信用突然停止，借貸資本絕對缺乏。因此，在經濟衰退時，與其說是需求不足，不如說是信用不足。基于這種周期性特征，作為反危機措施的擴大需求的主要途徑就是擴大信用，就是馬克思說的，“隻要銀行的信用沒有動搖，銀行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增加信用貨币就會緩和恐慌，但通過收縮信用就會加劇恐慌”。這啟示我們，辨别危機的本質、分析危機的原因、采取針對性的防範措施，是有效應對和化解危機的關鍵。
從國際來看，當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國際原油價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主要國家資産價格出現大幅調整。考慮到全球疫情還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全球資本市場仍不穩定，因此要特别關注境外輸入性風險，做好全球金融風險的跨境傳染防範。
從國内來看，需要關注杠杆率攀升的潛在風險。近年來杠杆率持續攀升且居高不下有其特殊的經濟背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中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迫使宏觀調控政策适度寬松以維持經濟增長的穩定，信貸投資擴張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得以延續。但在經濟沒能迅速轉型升級的情況下，大幅的投資擴張超出生産能力的界限，信貸擴張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日漸乏力，信貸率缺口與GDP增速已經顯著負相關，信貸擴張可能引緻金融不穩定的隐患依然存在。并且，前期信貸大幅擴張形成的大量債務正在逐步進入清算期，潛在的信用違約風險尚存。另外，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相對寬松的政策，也使得銀行表外業務大幅擴張、非正規金融等獲得迅速發展。但銀行表外業務以及非正規金融的發展一般是規避和脫離監管的，這部分信貸擴張在起到補充作用的同時，也蘊含着金融風險，并且其業務的隐蔽性使得金融風險難以被測量和管理，容易導緻風險跨行業交叉感染。從金融監管的層面來看，影子銀行等表外業務的大幅開展實際上與監管的放松是有聯系的，而以P2P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模式的違約、違規情況頻繁發生則與金融監管的缺位有關系。
轉自：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