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後，部分省份強化了提升省内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政策導向，這種以行政手段提升首位度的做法，會對城鎮格局以及居民福利産生怎樣的影響？本文基于量化空間模型，将影響城市規模的因素分解為生産率、用地指标、用地結構、就業機會、外生舒适度與住房有效供給率等維度，利用反事實方法評估了提升首位度的相關政策對居民福利、GDP以及城市規模分布的影響。研究發現：①當省級層面給予省會及副省級城市更多用地指标時，可以在提高這些城市首位度的同時提升總體GDP水平，但會導緻均衡時居民福利水平有所降低；②GDP與福利的非同步變動，源于戶籍制度影響下人口要素與土地要素的空間錯配，即省會及副省級城市人口集聚不足而一般地級市用地約束加強；③若降低落戶門檻或消除省内城市間住房有效供給率的差異，均能使GDP與福利水平同時提高，且城市規模分布向Zipf定律收斂。為此，以提升經濟密度為導向，以漸進的戶籍改革為手段推動人口向省會及副省級城市集聚，多管齊下提高省會及副省級城市住房有效供給水平，是優化城市規模分布、實現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選自：《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