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随着OFDI不斷創新發展，中國已成為足以影響世界投資趨向的資本輸出大國，打破了由發達國家主導的GVC分工格局。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興起、新冠疫情全面爆發等對GVC分工體系産生巨大沖擊，大國之間政治經濟博弈愈演愈烈，依托OFDI在全球範圍内的布局優化以提高中國國際競争力似乎大有可為。在此背景下，如何基于國内龐大内需，把握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外投資的工作主線，使對外投資成為構建國内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先鋒隊和主力軍，是新時代發展的重要命題。本文從曆史維度和空間維度梳理和剖析中國OFDI演變軌迹和發展潛力，結果表明：
首先，中國OFDI的發展過程也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全方位對外開放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體現。1978年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确立，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制度保證和政策基礎。此時，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存在外彙和儲蓄“雙缺口”、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問題，導緻OFDI規模有限；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得中國OFDI兼具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雙重特征。由于國内經濟過熱、資金匮乏等問題，企業“走出去”步伐被迫放緩；2002年“走出去”戰略地位的突顯，促使對外投資審批程序簡化。并且，随着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國民經濟和生産能力得以顯著提升，助推中國OFDI迅猛發展；2015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和落實，推動中國OFDI進入理性調整期，提質增效成為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外投資的重點工作。
其次，發達經濟體和“一帶一路”沿線對中國企業都具有天然的吸引力，中國OFDI還遠未達到應有規模。本文通過引入投資引力和投資潛力，考察現階段中國對不同經濟體直接投資水平以及未來投資合作空間。結果發現，盡管不同經濟體對中國企業存在較強吸引力，但由于投資結構不合理，中國的實際投資水平與“自然”狀态下的投資水平還存在較大差距。具體而言，中國對美國、盧森堡、中國香港等經濟體出現“投資過度”現象，對日、韓、冰島、芬蘭等發達經濟體和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出現“投資不足”現象。
最後，在秉持差異化優勢和規模經濟原則的基礎上，結合國内龐大内需和産業基礎進行對外投資布局優化。一方面要依托傳統GVC，繼續加強對美歐日韓等發達經濟體技術尋求型投資和創新合作；另一方面要依托“一帶一路”，擴大對沿線國家（地區）多元化戰略目标的投資，并加大技術輸出和基礎設施輸出。通過引導“走出去”企業在全球範圍内的布局優化，實現以“内循環”支撐“外循環”、以“外循環”帶動“内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原文發表于《經濟學家》2021年第4期
作者：吳福象、汪麗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