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内容，不僅對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創新驅動國家等目标實現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而且對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具有基礎性的支撐作用。2021年1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時強調：“要加快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争的各種規定和做法，要結合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優先開展統一大市場建設工作，發揮示範引領作用。”2022年3月25日提出、4月1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從全局和戰略高度提出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根本遵循和具體意見。這将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為建設高标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
全國統一大市場指的是在政策統一、規則一緻、執行協同的基礎上，通過充分競争與社會分工所形成的全國一體化運行的大市場體系。這種市場體系具有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内在特征，而且具有市場規模巨大、結構完整、功能強大、機制完善和環境優化等顯著的外在特征，可以依托它順利地實現社會擴大再生産。 全國統一大市場概念的提出和完善，具有豐富的實踐支撐，幾乎貫穿了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整個曆史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一系列關于建設統一市場的會議決議與相關法律。如1980年10月頒布《國務院關于開展和保護社會主義競争的暫行規定》，明确提出必須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争法》和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等一系列旨在打破壟斷、建設統一市場的法案相繼制定并實施。同時，黨的各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多次中央全會都以各種形式的提法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如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盡快形成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要“盡快建成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十七大報告分别提出要建設和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這些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出台，對解放思想、打破商品資源要素流動的障礙、發育各類專業市場、完善監管機制等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我國學者對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對中國地方保護主義和國内市場分割現象的關注。為解決這一問題又提出了要建設“國内統一市場”的目标。在這其中，概念的提法有多次變化，如有“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統一大市場”“國内強大市場”等等。從官方文件看，2015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堅決清除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各種‘路障’”，這是首次明确了“統一大市場”這一提法并沿用至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目标逐漸明确，“統一大市場”也被更頻繁地提及，包括“十四五”規劃綱要、202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等。 提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具有深刻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現實邏輯。從理論邏輯看，一方面，市場是分工的基礎，市場容量決定社會分工的程度，同時分工是提高生産力的必要條件，社會化分工是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途徑。馬克思與恩格斯完整地論述了分工發展與市場擴展之間循環累積的相互促進關系，分析了以此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機制。理論邏輯可表明，如果中國經濟長期處于地方保護和國内市場分割狀态，就不可能形成有利于發展的社會分工氛圍和格局，不可能獲取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也不會有國際競争能力。另一方面，全國統一大市場是一個與大國經濟循環密切聯系的經濟範疇。作為國土遼闊、人口衆多的發展中大國，我國具有從市場範圍到分工深化、從規模效應到競争優勢、從二元結構到經濟轉型的禀賦優勢，把這一比較優勢充分轉化為超大規模國家和超大規模市場的競争優勢，是在勞動力等要素比較優勢逐步消失條件下，支撐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的戰略選擇。 從曆史邏輯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本質上是要用價格機制替代行政命令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漫長的市場取向的改革過程中，大國中行政性分權與經濟性統一并存，必将産生市場分割問題，形成“行政區經濟”的格局。因此，如果不以國内統一市場建設為目标，重點解決行政區經濟運行的摩擦問題，資源配置機制就不可能得到優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建立。從曆史邏輯看統一大市場形成，還有一個重要的視角，就是轉型經濟時期政府長期采取的趕超戰略的影響。在行政分權式改革模式下，趕超戰略會驅使地方政府為完成數量增長目标，而采用各種辦法扭曲資源禀賦優勢和企業的自主能力，人為抑制市場的調節作用，實現部門和地區間的非均衡增長。 從現實邏輯看，全國統一市場之所以會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内在要求，是因為當前從客場全球化轉向主場全球化，凸顯了對内開放的重要性，對内開放的緊迫性一點也不亞于對外開放。過去對外開放更多地關注于國際貿易，忽略了國内市場的規模經濟效應。有時，國内市場發育不良反而會成為刺激出口的工具，這加劇了國内市場分割。隻有加大對内開放力度，建設全國統一市場，才能把握好未來不确定世界中的發展主動權，暢通國内經濟大循環，實現産業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征程中，我們要以統一大市場配置資源、推動增長、激勵創新、優化分工、促進競争。 從國際經驗看，當今發達國家在形成國内統一市場的過程中，都曾經曆過治理國内市場分割的曆史。如1776年美國成立前，各殖民地間處于地理和市場分割狀态。獨立戰争後，1787年通過的《美利堅合衆國憲法》，為其統一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政治、法律基礎。但直至1861年南北戰争前，美國仍然處于南北對峙、地方分割、貿易保護主義等狀态，尤其是北方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與南方的奴隸主種植園經濟處于嚴重的對立狀态。1865年南北戰争的結束，掃除了美國統一市場形成的各種制度障礙。1890年《謝爾曼法》以及後續的一系列法律中，都突出了依靠法制調控州際貿易沖突的基本取向。19世紀末期，美國鐵路網的形成，徹底改變了東西部地區過去那種半孤立狀态，加強了工農業部門、城鄉之間的合作和經濟聯系，促進了社會的專業化分工協作，對推動美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統一市場形成中另一個值得學習總結的國際經驗是歐盟。1993年随着《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正式生效，歐盟宣告正式成立，這标志着國家之間可以通過讓渡一部分行政權，以協議方式成立市場一體化的組織機構，來實現商品要素資源的國際流通。歐盟成立之後，主要是運用《羅馬條約》第85條和第86條關于限制壟斷條款的規定，加大實施力度，鼓勵公平競争。與發達國家國内市場的形成機制不同，我國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過程中，總的來說有四個重要的、顯著的特征： 其一，與歐盟相比較，主權國家内部統一市場的建設，不見得比國家間形成統一市場協議來得更容易，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出來的轉型中的大國經濟尤其如此。一個主權國家内部因為在貨币制度、市場監管、稅收征繳、社會治理等方面都遵循着統一的法律制度，所以市場一體化和統一市場建設的障礙，通常認為要比像歐盟這種國際聯合的困難小得多。從大國經濟的實踐看，即使我們是在統一的法律制度、相似的文化背景下實施了統一的财政貨币政策，國内市場一體化和統一市場的建設，也面臨着各地方政府因不同利益訴求而難以協調、經濟一體化難以真正實現的困境。如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發展問題，已經推進了幾十年，各種省際協調機制也建設了，國家戰略也開始推動了，但是實質性的效果還需要進一步評估。 其二，比起聯邦制國家，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國家，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時具有更多的制度優勢。表面上，統一大市場是獨立、分散、自主、橫向協調的體制機制，這與以縱向協調為基本特點的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有沖突的。其實，有效的縱向治理，恰恰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和優勢所在。而聯邦制國家因為各個州具有一定獨立性，這種政治制度極易産生地方保護主義、市場分割等經濟問題，從而為統一市場建設造成嚴重障礙。堅持黨中央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可以為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創造政治條件和保障體系，可以在統一市場的基礎上更好地實現宏觀間接調控。當然，如果對經濟的縱向的治理是以直接的幹預和命令實現，這是對市場的替代和排斥，也就根本不需要統一大市場。 其三，與發達國家市場發育、發展的自然遞進序列相比，我國市場發育、發展必須采取多階段一體化的加速戰略。農業文明時代土地、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生産要素。工業化時代，資本和技術是最重要的要素。後工業化時代，知識、人才、企業家才能、管理等要素地位突出。當今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資源成為生産力和社會财富的重要來源，是基礎性戰略性資源。這些決定了發達國家市場的發育、發展，走的是自然遞進的道路，不同的發展階段可以重點發展不同的要素市場。與此不同的是，我國生産力結構呈現出多階段一體化發展的結構特征，農村工業化、後工業化社會、經濟服務化、網絡信息化等數個發展階段交織在一起，各要素市場發育并不均衡。因此，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趕超目标，我們可以把某幾個發展階段與要素市場的發展，壓縮在一個時間空間中一體化推進。如可以積極有效地利用網絡經濟和數據資源改造農業和傳統産業，加速形成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 其四，與西方國家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微弱不同，我國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不一定非要通過削弱其經濟職能來進行，而是可以通過改革其産業政策的實施方法來推進。我國在經濟轉軌的過渡時期，為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和增加發展動力，通過行政性分權改革，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了一個“準市場主體”。這是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行政區經濟”現象的主要原因。行政區經濟妨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弊端如何克服？目前并無來自實踐的答案。過去認為應該學習西方國家，把地方政府的發展功能逐步改造為純公共服務功能，認為這是可以選擇的重要出路。但這種思路并沒有很好地解決轉軌發展中國家發展動力如何持續的問題。如果現階段我們仍然需要依靠地區間競争來解決中國現代化的趕超問題，那麼地方政府目前的“準市場主體”地位和職能就無法替代。當前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主要障礙，并不完全在于地方政府具有較多的經濟職能，而在于其主導的産業政策的行使方式，以及把其作為地區市場分割的工具的做法。 總體來看，在當代經濟學科體系中，隻有美歐日建設國内統一市場和歐盟建設共同市場的理論和政策的總結，突出地反映在西方學者的現代産業組織理論與政策的研究成果中，迄今未有對發展中大國經濟成功建設全國統一市場的經驗總結，更缺乏系統地對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超大規模國家走向全國統一大市場、利用龐大規模國内市場配置資源、參與國際競争的理論分析。過去幾十年中以及未來對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研究，中國經濟學家的貢獻主要體現或必将體現在：一是對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是二元經濟結構，主因在于要素資源流動的各種障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發展中國家消除要素資源流動障礙、實現一元化經濟的最有效途徑。二是對大國經濟發展的理論研究。從超大規模國家（國土、人口）問題轉化為超大規模市場形成問題，把強大國内市場作為全球化的資源、工具、手段，進一步發展了國際競争優勢理論。三是對原計劃體制國家的研究轉向對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研究。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像中國這樣的先例：超大規模的、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發展中國家全面走向現代市場經濟道路。中國的經驗和機制值得理論總結。四是對經濟轉型中地方政府作用機制的研究。西方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宏觀經濟學框架中，曆來缺少地方政府這一重要的主體，對這一角色的作用評估不足、研究不夠，這樣必然對現實經濟活動的解釋力不足，指導意義打折。統一大市場與地方政府問題的研究，将以中國經濟的實踐為案例，豐富和完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
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因素，主要表現在要素資源市場領域，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它們的表現形式、形成原因、造成後果各不相同，需要分類改革和突破。 第一類：阻礙統一市場形成的縱向政府治理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直接控制土地要素的配置。當前政府不僅全面控制農村土地征用權和城市土地分配權，以及使用者選擇權、期限和用途等，而且在土地交易、管理等方面缺乏足夠的靈活性。一是在産業用地方式方面的制度僵硬，在租賃方式、使用年限、作價入股等方面無法變通；二是土地計劃管理方面的制度僵硬，不僅沒有建立起全國性建設用地、耕地指标的跨區域交易機制，而且城鄉之間用地供應指标的使用，也缺少一定的制度彈性。土地市場功能的殘缺和制度的剛性，限制了自身以及其他生産要素市場的利用效率。其實，堅持土地公有制和使用數量、使用方向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大力推進土地的市場化利用。這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高生産要素使用效率的基礎性機制之一。 2.直接控制勞動力要素的流動和配置。主要表現在：一是還沒有正式建立按常住地登記戶籍的制度。除了少數特大、超大城市落戶嚴格限制外，一般的城市也存在各種政策限制。二是戶籍與本地公共福利挂鈎的制度設計，天然地排斥勞動力要素進入和退出，推動公共資源和福利按繳稅的常住人口配置，才能真正鼓勵勞動力要素流動、鼓勵農民市民化。三是高級勞動力如國企經營管理者、事業單位技術技能型勞動者按市場原則配置的比例在不斷降低。四是在戶籍、地域、身份、檔案、人事關系、職稱評審、人才選拔等方面，非公經濟單位與公有企業、政府機構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制度障礙和歧視。 3.直接或間接控制資本要素的配置。資本運動是縱向政府治理中控制的重點，也是影響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最重要因素。主要體現在：一是通過幾大國有商業銀行系統控制貨币資本的運動，商業銀行依據行政壟斷力量實施的市場經營行為，是中國實體經濟企業盈利能力微弱的主要因素之一。二是縱向的行政力量限制資本市場的發展。就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問題來說，目前每個省份都限定可辦一個股權交易市場，這些市場的跨區域經營都受到縱向嚴格限制，都隻能接受本地企業而不能接受外地企業來本地交易市場挂牌。顯然，阻礙這個市場一體化的因素，是金融主管部門限制跨地區經營的政策。三是金融業對内外開放進展緩慢，尤其對民營企業開放力度甚小。 4.技術要素的制度性分割。當前阻礙技術要素供給活力和使用效率的因素，主要體現為要素的制度分割格局沒有打破。一是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與處置權、收益權的制度分割，使科研人員對職務科技成果的推廣使用缺少激勵。二是科技成果的學術評價與市場評價之間的制度分割，片面強調發論文、拿項目、獲獎勵的體制機制，脫離市場評價體系，長期處于自我循環、自我遊戲的軌道中。三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與高技術使用企業之間的制度分割，缺乏一大批有利于技術轉移的技術經紀人員，難以通過資産聯合進行縱向的緊密聯合。四是技術要素與資本要素的制度分割，商業銀行形态的間接融資占據主導地位，這種融資制度天然地不适合支持具有高風險特征的高科技産業發展。通過資本市場支持高科技産業發展的直接融資市場發育不足。 5.數據要素市場缺乏治理規則。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尚處于起步階段。一是缺少數據管理綜合部門，無法統籌推進數據要素配置管理和監督工作。二是缺少為數據要素高效配置的基礎性法律法規，由此在涉及數據産權界定、數據開放共享、市場體系建設、個人信息保護、數據安全和跨境流動等方面，沒有具有可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和辦法。三是缺少通過數據清單化管理提升數據開放共享水平的辦法。數據清單化管理，為數據市場運行劃定底線、細化規則，強化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将推動數據資源在國内外的安全高效配置。四是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功能殘缺，急需要培育更多合格數據要素市場主體、大數據交易所、數據經紀商等市場中介。要加強數據資産核算，創新估值辦法和交易定價方式。五是多元共治的數據要素市場治理體系不夠完善。目前主要是政府和某些平台企業壟斷數據資産，社會各界參與數據要素市場治理的機制并不完善。 6.以縱向權力制造橫向政策特區，形成優惠政策窪地，人為造成地區間競争條件的不平等。現實中上級政府部門行使對區域的調控權力，總是習慣于給予局部地區優惠政策的方法，如各種高新産業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自貿區、政策特區、試驗區、示範區等等，試圖通過給部分地區創造政策窪地效應，吸收周邊區域更多資源來加快當地發展。其實，這是對非政策優惠地區的人為的歧視，是給統一的經濟體系不斷地“挖坑”，制造出許多區域不平等和市場不統一的現實樣本。 7.按所有制、規模、地區分類管理思路，對企業進行分類管理，形成了針對具體企業的嚴重歧視和不平等競争條件，是市場不統一、競争不公平的根本性來源。尤其是針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分類管理方法，人為地形成了許多行政門檻和高進入障礙，限制了市場主體的活力。 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各地實踐看，具有“行政區經濟”總體特征的國家，在構建統一大市場時的主要障礙，來自具有“準市場主體”地位的地方政府。當前地方政府的行為特點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經常用來進行地區封鎖和限制市場的手段，如限制本地商業機構銷售外地某些産品，設置關卡堵截外地産品進入本地市場，增加對外地企業和産品的歧視性收費項目，阻止本地緊缺産品和要素流出本地市場，等等現象，不能說已經完全消失，但是現實中已經非常地罕見，“行政區經濟”的表現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中，“行政區經濟”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導型産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去，我國一直是中央主導型産業政策表現較為弱勢，而真正作用強大、覆蓋面極廣的，是在分權體制下由雄厚财力支撐的地方政府主導型産業政策。這方面的政策，類型名目繁多，五花八門，在發展效應上存在很多的瑕疵，如嚴重的産能過剩、過度投資、政府債務、高企的房價等等。這類政策的副作用長期為國内外所诟病。各種以産業政策名義主導的地區間競争中，阻礙統一市場形成的橫向政府治理因素，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行為。 1.在“分竈吃飯”的财政體制激勵下，地方政府通過經濟政策奮力拼搶價高稅大的重大投資項目。在搶奪各種重大項目中競相拼比優惠政策的力度，或者制定一些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區域性土地、稅收等優惠政策，或者通過各種先收後返的補貼方式給予政策優惠，造成區域間競争嚴重不公平的結果，形成了地方性的市場壁壘。 2.在政績考核和晉升的指揮棒下，以行政區内領導任期中政績最大化為目标，直接間接地幹預區域内投資決策。這主要表現在政績驅動行為往往較少考慮經濟效益，多頻發于顯示經濟強大或具有新聞價值的公共領域。如通過扭曲市場機制“一窩蜂”地追求本地根本沒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産業；不顧本地财力約束大搞各種脫離實際、沒有什麼實用價值的形象工程，等等。 3.在保護本地企業生存發展的名義下，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外地企業競争。這表現為在本地開展的各種業務尤其是招投标和政府采購活動中，限制、排斥外地企業參與，規定各種有利于本地企業中标的政策。。主要特點一是以限定或變相限定交易為主，指定含有排除、限制競争的内容規定。二是這類行為大多聚焦交通、建築、醫藥、教育等公共和民生領域。三是行為主體主要是市一級政府或所屬的管理公共事務的部門。 4.在維護本地企業利益的旗号下，以行政權力幹預地方司法為本地企業謀取利益。這主要包括：（1）阻撓、幹涉行政執法機關對經濟違法行為的查處工作。為了保護本地區利益，将一些地方重點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列為重點保護對象，規定執法人員不得涉足檢查和執法。（2）對經濟違法行為遷就姑息。主要是指當地領導對有關經濟違法行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從輕象征性地處罰。（3）偏袒保護本地企業。處理糾紛時，對當地經濟利益有利就予以立案和受理，不利就推诿拒絕、設置障礙并阻止執法。 在經濟轉軌中，一些具有市場勢力的壟斷企業，也可以使統一市場分割化。當前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壟斷企業因素主要有二種：一是某些在關鍵技術、品牌或者渠道等方面具有市場勢力的企業，尤其是某些外資企業，利用技術優勢或市場勢力攻擊、壓榨國内競争對手和産業鍊上下遊企業。二是一些具有網絡平台控制能力的平台型雙邊壟斷企業，利用其市場地位以及相關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大肆進行有損于競争對手、中小企業、消費者的不公平交易，對消費者進行壓榨和盤剝等。 從這些年我國反壟斷實踐案例看，這兩種壟斷行為在内容上主要是三種：一是壟斷協議。在燃氣、藥品、汽車零部件、乳粉等消費和企業競争領域中，壟斷協議性質的案件頻發，對公平競争損害嚴重，這也是反壟斷執法的重點。其中，價格壟斷協議是普遍和基本的壟斷行為。在一些産能過剩的領域，如建材等，則頻發生産數量和銷售數量的壟斷協議行為。二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2008年以來，我國查處了一系列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壟斷行為，著名的如高通、利樂、三星、海力士、美光、愛立信公司等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案等。三是經營者集中。現實的經營者集中，在集中的交易主體方面，境内外企業之間的集中減少，國有企業參與的集中增加，民營企業參與的集中減少。兼并集中的行業，多為汽車及其零部件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房地産三大行業，其他行業極少。從交易類型和模式看，橫向兼并形态最多，縱向兼并形态其次，混合兼并形态最少但是增長較快，股權收購是主要的集中模式。
市場經濟運行中，隻有政府可以長期、大幅度地幹預、扭曲和分割市場。企業因市場勢力所形成的壟斷，在中國發展的現階段，不可能長期維持，也不可能成為阻礙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主要因素。轉軌經濟中縱向的政府治理為什麼會阻礙統一市場形成？表面上看，是中國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不充分導緻的，其實深層次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國以趕超西方國家為目标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中，趕超型體制中的增長追趕戰略，需要更加注意發揮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 1.追趕戰略的決策結構，天然地與市場分散的決策方式不同，在經濟活動相對簡單、信息傳輸比較有效率、需要迅速做出決策反應的領域，确實可以發揮出十分明顯的強大的作用。當前我國全面轉向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随着社會經濟活動越來越複雜，統一大市場構建已經成為實現經濟協調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在這種條件下，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全面推進決策結構轉向宏觀、總量、間接決策為主，給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留下成長空間。 2.追趕戰略的動力結構，往往會認為讓有形的手直接出擊，比無形的手的自動調節效果更好、時間更短，政府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企業進行盈利項目的決策，也會把較多的資源投放于有利于經濟增長的領域，而把較少的資源投放在維護市場秩序、優化市場環境和創造市場公平競争的機會上。如果速度趕超轉向追求高質量發展，政府就要在發展問題上進行動力變革、效率變革、質量變革，自然就要發揮在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競争政策的作用。 3.追趕戰略的協調結構，往往在資源約束下，對産業和企業進行差别對待、突出重點、優先發展某類産業和企業，因此按所有制性質管理企業、按地區傾斜方式管理經濟等現象就自然而生。結果先天地造成企業間、地區間獲取市場競争優勢的效率競争，經常演變成政策優惠的競争。顯然，如果以競争政策為基礎進行宏觀協調，那麼無論屬于什麼行業、處于什麼地區、是哪類性質的企業，隻要是“中國企業”，都将分享同樣的經濟政策，處于同一種競争環境。這是解決經濟運行中長期存在的“重大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關鍵。 轉軌經濟中橫向的地方政府治理，之所以會成為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因為“行政區經濟”這一特性，疊加了地方政府主導型産業政策的實施，加劇了中國統一大市場的分割。具體原因有下面幾點。一是中央與地方縱向行政分權改革使地方政府成為具有雙重職能的角色。塑造了地方政府這個具有特殊身份和職能的主體，既可以行使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職能，又能直接參與企業的市場活動。這雖然增強了地區間競争的動力機制，但是其中的一個副作用是導緻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傾向。這是分割統一市場、阻礙超大規模市場在新發展格局中發揮作用的主要力量。經常可以觀察到，地方政府可以為了增加自身的利益而傾向于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運用産業政策追求市場盈利，而不是追求公共服務，以在短期中獲取最有利于己的産值和财政收入等，如在流通、融通、交通、通信、電力等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此類問題。 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利益分享方面的特殊機制設計，使其具有動力去幹預特定市場行為。地方政府熱衷于市場盈利性活動，跟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财稅“分竈吃飯”的體制設計有關系。一旦各級政府間的财權劃分與責任劃分之間不夠均衡，讓地方政府承擔了許多不在其财力範圍的事權，就會迫使其在分稅制外尋求新的财路。這是地方政府插手土地市場、推高地價和房價、花大價錢一窩蜂投資戰略性新興産業等現象的内在動機，也是巧立名目設置某些不合理收費項目的内在動力。 三是對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考核評價方式，使其具有采取地方保護主義行動的外在壓力。以增長主義傾向和理念設計的标準體系、統計體系、評價體系、績效考核體系等，必将直接引導地方政府官員過度重視本地區行政邊界内的經濟增長，而較少關注區域内的公共服務、市場環境和居民福利等問題。因此，加快構建适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指标體系、财稅政策支持體系、統計體系、業績考核評價體系，構建有利于支持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機制格局，就顯得非常急迫。 四是地方政府可能對現有法治機制進行幹預的可能性，使其可能動用司法力量割裂市場。為了避免這一現象發生，需要在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之間構建有效運作的“隔離牆”。
1.市場規模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有二：一是實施全面提升生産率的戰略行動；二是在生産領域就要推進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分配體系改革。做大市場規模的重點在于如何激勵生産性努力、降低分配性努力，激勵創新和提升生産率。不僅再分配要講公平，初次分配的生産領域也要講公平，要以公平促效率。不能把生産領域的初次分配問題，全部留到再分配領域去解決。強制性的再分配過程不僅社會成本高昂，而且難以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因此，未來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政策措施，要與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标聯系起來，重點從生産領域而不是單獨從再分配領域入手。這需要承認和界定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知識資本和數據資本等的産權，讓其與物資資本一樣可以分享對剩餘的索取權，真正實現勞動力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可以按要素貢獻參與剩餘的分配，從而刺激先進生産要素參與财富創造的積極性。 2.市場組織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要在強化競争的過程中，建設與市場體系相适應的産業組織結構。從微觀企業看，就是要通過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不斷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當前核心問題是要解決産權不明晰、權責不清、政企不分、管理不科學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建設約束機制、激勵機制和協調機制。從市場組織看，就是要構建壟斷競争的現代市場結構，讓大中小企業之間建立一種由産業鍊“鍊主”主導的市場治理結構，形成相互補充和相互依賴的關系。形成相互補充關系，就是中小企業要進入大型特大型企業不做、做不了、做不好的領域；形成相互依賴關系，就是中小企業要做大型特大型企業的上遊，做專精特新的隐形冠軍，做中間投入品生産企業。此外，還需要建立和完善服務于各類專業市場的組織機構，如根據樹立新型政商關系的要求，重點建設去除行政化職能的商會和行業協會。 3.市場門類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要堅持市場取向改革，根據先易後難的原則，重點推進按要素分類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促進要素有序流動。如與新經濟有關的數據市場、技術市場等，因社會具有廣泛而一緻的認識，因此推進起來相對容易；涉及政府管理的某些要素的市場化交易，如關于環境的污染排放權交易等，也可以加快推進。而某些關系國計民生和區域福利的要素市場化配置，如土地、大城市戶籍等，則需要等待時機。 4.市場空間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推進國内各主要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國家戰略，鼓勵在國家戰略指導下，從過去強調經濟競争走向競争基礎上的協調、協作和協同。實踐證明，破除行政區經濟、建設強大國内市場的任務需要分區域、分階段推進。推進思路應該從具體的一體化措施做起，如拆除要素和資源自由流動的壁壘，清理妨礙公平競争的各種地方保護政策，鼓勵區域内國家優惠政策的複制，放開區域内的企業收購兼并，實施産業協作分工的區域“鍊長制”，在競争性資源中建設國内價值鍊，等等。必須有先行區為全國統一市場建設的實現機制探路。長三角地區因為自古地域聯通、文化相通、習性相同，具有經濟發展水平高、人民生活水平高、對外開放程度高、深化改革意識強等基礎和優勢，就完全有條件和能力試點以國家戰略推動區域統一市場建設的使命與任務。如果能在區域統一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再鼓勵各區域市場的競相開放，那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全國統一市場體系。 5.市場功能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主要是矯正激勵功能。推進市場功能建設的根本和關鍵，在于“搞對”激勵，以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一是在市場取向改革不足的領域，政府要大幅度減少幹預，充分放手讓市場機制去競争，擇優汰劣；二是在市場取向改革過度的領域，政府要回歸本位職能。其中第一個方面是指外部性很少發生的領域，如果市場取向改革不足，将會抑制競争和效率；第二個方面是指基礎教育、醫療衛生、養老、基本住宅等公共性很強的領域，以及其他一些可能發生市場失靈的領域，如重大科學技術研究、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監管等等，如果市場取向改革過度，将會喪失政府職能、損害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現階段地方政府政績考核和幹部晉升，要增加區域内民衆滿意度、幸福度、獲得感的考核。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建立以直接稅為主的收入結構，減少其對土地财政的依賴。 6.市場機制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以競争機制為基礎的統領機制體系改革。一是在現有的《反壟斷法》中，要旗幟鮮明地規定禁止地方政府行政壟斷行為的一般條款，包括行政壟斷行為的具體形式、法律責任和處罰措施等，修改競争法等法律法規，增強可操作性。二是要以競争政策為基礎，統領其他經濟政策。任何地方經濟政策的出台，都必須經過競争法的審查審核機制，與競争政策有沖突的地方經濟政策和行政法規條例，都要重新制定或修正；清理、廢除各地區、各部門制定的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行政性法規。三是要建立與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幹涉的、相對獨立的司法制度和執法體制。如在推進經濟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一些重要區域，如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建議在現有法院機構的基礎上，新設立區域上訴巡回法院機制，統一處理區域内壟斷事務和不正當競争案例，擺脫地方政府對非一體化行為的司法保護。 7.市場環境建設。核心内容和突破口是以降低市場主體的交易成本為目标，大力發展各種能夠提升生産效率、促進制度創新的現代生産性服務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有利于供給側的創新發展。現代生産性服務業是把日益專業化的知識技術引入商品和服務生産過程中的飛輪，同時是資本進入生産過程的重要通道。服務形式的投入占生産總投入的比重，反映了産業結構的軟化，以及産業結構升級和競争力水平的上升。因此發展現代生産性服務業，可以從多方面提升我國産業的附加值率，提升産業技術水平，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實踐證明，大力發展高鐵網、高速公路網、通訊網絡等，可以大大地提高信息傳遞和物流的效率，降低企業外生的交易成本。現代服務業是制度敏感性很強的産業，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有利于推動體制和機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創新，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服務業對制度供給和供給質量的高度依賴的特性，也決定通過制度創新，不僅可以迅速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而且可以進一步釋放我國經濟增長的潛能。
（本文發表于《經濟研究》2022年第5期）
